Altman 在庭上否认马斯克关于其背叛 OpenAI 创立使命的说法。更关键的是,据报道,Altman 作证称,马斯克曾想完全控制 OpenAI,并在离开这家由他参与创立的初创公司之前,推动 OpenAI 成为 Tesla 的一部分。
这与 OpenAI 在庭审中向陪审员呈现的主线一致。OpenAI 律师 William Savitt 在开庭陈述中说,本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马斯克先生没有在 OpenAI 得偿所愿”;他还称,马斯克利用融资承诺向创始团队施压,试图控制 OpenAI、寻求与 Tesla 合并,并希望成立一家自己持股超过 50% 的营利性公司。
这套说法的目的,是削弱马斯克如今“维护非营利使命”的立场。换句话说,OpenAI 试图告诉法庭:马斯克并非不能接受商业化,而是希望商业化结构由自己主导。基于 Reuters 的报道也称,Altman 作证说,马斯克有意夺取 OpenAI 控制权并从中赚钱。
Google 这条线也很重要。Altman 称,他当初几乎没有启动 OpenAI,因为认为 Google 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领先太多。OpenAI 律师则主张,马斯克真正关心的不是 OpenAI 的非营利身份,而是在与 Google 的 AI 竞赛中取胜。
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微软并不是这场官司中的背景角色。ABC7 报道称,在马斯克指控微软协助违反慈善信托义务的背景下,Nadella 出庭作证;这一指控属于围绕 OpenAI 组织结构和使命的更大案件的一部分。
不过,现有报道摘录没有给出 Nadella 在庭上具体回答的细节。能够确认的是,Nadella 与 OpenAI 联合创始人 Ilya Sutskever 等人的证词,凸显了案件中相互竞争的两套叙事。因此,Nadella 证词的重要性更多来自“微软合作关系本身被纳入指控范围”,而不是现有摘录已经证明他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如何支持 OpenAI。
Bret Taylor 的情况更有限。KTVU 报道称,OpenAI 董事会主席 Bret Taylor 在 Altman 宣誓作证前不久完成证词。但现有材料没有披露 Taylor 证词的实质内容,因此不能据此说他就马斯克、Tesla、微软或 OpenAI 的非营利承诺作出了某项具体陈述。
相比之下,当前摘录中对 OpenAI“控制权”叙事最直接的补强,来自 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他作证称,马斯克在得知自己无法取得控制权后就“放弃”了 OpenAI,并描述马斯克在一次会议中愤怒反应;Brockman 同时称,OpenAI 的使命始终是他的优先事项。
这场争执在舆论场上像是对 OpenAI 身份的一次全面审判,但法律问题已经明显收窄。目前进入审理的未决主张是两项:违反慈善信托义务和不当得利。另有报道称,马斯克还将微软纳入“协助违反慈善信托义务”的指控范围。
对中文读者来说,可以把“慈善信托义务”简单理解为围绕公益资产和公益使命的受托责任;而“不当得利”则指一方是否在法律上不应获益却获得了利益。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泛泛讨论 OpenAI 是否“还是从前的 OpenAI”,而是马斯克能否证明这些剩余主张成立,以及 OpenAI、Altman、Brockman 或微软是否因相关安排获得了不当利益,或违反了与 OpenAI 慈善使命相关的义务。
目前报道中最明确的一项救济,是马斯克寻求让 Altman 离开 OpenAI 领导层。另有庭审回顾称,马斯克还寻求法院命令,要求 OpenAI 放弃向营利性公司转换,并回到非营利结构。
但现有摘录没有给出仍可获得的完整救济清单。因此更稳妥的说法是:马斯克正在寻求可能影响 OpenAI 治理和组织方向的结构性救济,而 Altman 的职位是其中被明确点名的焦点。
这起案件的程序安排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陪审团的角色有限。报道称,责任阶段预计持续到 5 月 21 日前后,随后案件将交由陪审团作出咨询性裁决;之后,Gonzalez Rogers 法官将进入救济阶段。另有报道同样指出,陪审团裁决仅具咨询性,法官将最终决定责任是否成立以及采取何种救济。
这意味着,即便陪审团倾向支持马斯克,也不会自动导致 Altman 被免职,或 OpenAI 被重组。陪审团意见会显示普通陪审员如何看待证据,但最终是否构成责任、是否需要结构性救济,仍由法官决定。
如果法官认定马斯克在一项或两项剩余主张上胜诉,接下来的争夺可能集中在 OpenAI 的治理结构、Altman 是否继续领导,以及 OpenAI 的商业方向是否会受到法院命令约束。如果法官支持 OpenAI,即便咨询性陪审团意见对马斯克有利,剩余主张也可能失败,因为最终权力仍在法官手中。
Altman 的证词把案件推向“控制权”主线:马斯克说 OpenAI 背弃非营利承诺;OpenAI 则说,马斯克当年也推动过商业化安排,只是希望由自己主导。真正决定结局的,可能不是陪审团的咨询性意见,而是 Gonzalez Rogers 法官对两项剩余主张和后续结构性救济的最终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