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叠加后,欧洲企业就会面临“规模化劣势”:一家前景不错的公司可能更难跨越欧洲国界扩张,也更难获得后期融资或在欧洲高效上市。现有材料没有提供经过核实的企业迁移率或融资缺口量化对比,因此不宜夸大这一劣势的具体规模。但政策层面的担忧十分明确:欧洲或许能够孕育创新,却未必能留住由创新产生的企业和经济价值。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科技行业。如果欧洲企业能够在制造业、服务业和科研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提升生产率,并部分抵消传统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的压力。在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欧洲央行也将经济投资转向人工智能等无形资产,视为可能缓冲欧元区经济活动下行压力的因素。
拉加德并不是说人工智能能够单独解决欧洲的所有经济问题。她的核心判断是:当过去支撑欧洲增长的外部条件变得不再可靠时,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生产率并增强欧洲自身能力,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份韧性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欧洲企业拥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客户基础,可以在本地区部署人工智能。但人口规模大,并不自动等于统一市场。要把需求转化为真正的欧洲规模,企业仍需要共同规则、便利的融资渠道,以及更少的跨境经营障碍。
她提出的政策方案,重点是让欧洲现有的市场规模真正发挥出统一市场的效果。
拉加德支持推出一种可选的、标准化的欧洲公司法律形式,通常被称为**“EU Inc.”**。在这一框架下,企业可以选择按照更加统一的欧洲规则注册和运营,而不是在各国制度拼接而成的复杂体系中逐一应对。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而言,这类融资可能决定企业能否走得更远。产品研发、专业人才招聘、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扩张,都需要远超初创阶段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欧洲的市场结构又不太有利于为高增长科技公司提供资金并将其留在欧洲。这形成了双重挑战:欧洲投资者和企业需要抓住人工智能机遇,同时也不能把高估值本身当作持久经济价值的证明。
拉加德的判断是,欧洲的人工智能问题并非缺少雄心,甚至也不完全是缺少企业投资,而是没有把一个庞大却分割的市场转化为真正的规模优势。
现有数据已经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率正在上升,企业计划投入的资金也相当可观,包括欧元区企业预计在2026年用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约占总投资的9%。 但如果单一市场壁垒不减少、资本市场整合不深入、跨境公司法律框架不简化,欧洲创新者仍可能在“发明”与“扩张”之间遇到重重阻碍。
因此,拉加德的结论不仅关乎技术,也关乎制度设计:在这场第二次数字革命的商业价值被其他地区锁定之前,欧洲必须让企业更容易始于欧洲、融资于欧洲,并在欧洲实现规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