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些最新案例表明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2026 年的报道显示,香港警务处的一个部门已将 Microsoft SharePoint 替换为中国内地企业协同平台 Seeyon(致远互联)。这一案例被视为内地企业软件开始进入原本由西方厂商主导领域的信号。
目前最容易被替换的通常是企业应用层软件,例如:
这些系统虽然对日常运作很重要,但相对来说比操作系统或全球云服务更容易更换供应商。
尽管出现了一些替换案例,香港政府 并未出台任何要求全面移除西方技术的官方政策。相关报道和专家分析指出,当前变化主要来自采购决策层面的调整,而不是统一的政策命令。
这意味着西方科技公司在香港仍然拥有深厚的基础。大量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科技公司仍依赖美国云平台、开发工具和生产力软件。换句话说,西方技术仍然是香港数字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在推动一套共享数字基础设施,以提升跨部门协同能力并支持新的数字服务。
其中最核心的包括:
政府云基础设施服务(GCIS)和大数据分析平台。这些平台允许不同政府部门共享计算资源、交换数据,并开展人工智能或数据分析项目。到 2024 年底,这些平台已经支持超过 500 项数字政府服务。
另一个关键系统是 “智方便”(iAM Smart)数字身份平台。该系统允许市民通过统一身份登录政府服务、完成在线交易以及进行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签署。到 2025 年,所有政府部门都已接入该平台,形成统一的线上政务入口。
这些共享基础设施相当于数字政府的“底座”,使得政府在软件应用层更容易引入不同厂商的解决方案。
推动香港技术生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是与中国内地 粤港澳大湾区(Greater Bay Area) 的日益紧密融合。
相关政策强调加强广东、香港和澳门在创新科技、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数据流动方面的合作。例如深圳—香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项目,旨在促进人才、资金、数据和科研成果在区域内更加顺畅地流动。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需要与内地机构合作,如果双方使用相似的软件生态和技术标准,跨境协作会更加顺畅。因此,一些机构在采购软件时开始考虑内地平台。
另一项重要背景,是中美科技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限制、出口管制以及潜在制裁风险,使政府和大型机构更加关注关键数字系统的供应链安全。香港官员也曾提到需要 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技术来源。
在这种环境下,引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供应商,被视为提高系统韧性的一种方式。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香港最可能形成的不是完全替代,而是 双轨并存的技术结构。
可能出现的格局包括:
这种混合模式其实反映了香港的特殊定位:它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又在政策和经济上越来越融入中国内地的科技和产业体系。
总体来看,香港正在经历的不是突然的技术“更换”,而是一种 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新平衡。
三股力量正在共同推动这一变化:
这些因素叠加,使香港的技术生态逐渐从过去以西方软件为主的格局,转向一个由西方与中国内地技术 同时存在、相互竞争 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