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完整声明可在wemustactnow.ai网站上查阅,包含了四个简明扼要的观点 :
信件刻意没有呼吁暂停AI训练,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工具,比如税收、再培训计划或安全法案 。它被定位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声明,敦促各方做好准备,而非制造恐慌。
1. 签署名单的地域严重失衡
对wemustactnow.ai网站上的签署人名单进行分析后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地域集中现象。大约五分之四的签署人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其余几乎全部来自欧洲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任何一位签署人来自中国——而中国贡献了全球约一半的前沿AI模型开发,并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AI应用速度 。
这一缺失招致了尖锐的批评。2026年7月26日《南华早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标题为**“西方在半个世界缺席的情况下讨论AI的未来”**,指出任何关于AI全球经济影响的实质性讨论都必须包含中国,因为那里的AI实验正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行,并产生着不同的结果 。文章指出,将中国排除在外,信件的“全球经济转型”诉求实际上排除了半个AI世界 。
2. 缺乏具体的政策建议
评论人士指出,这封仅88字、4句话的信件——虽然为了吸引广泛联盟而刻意保持宽泛——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政策工具,如税收、再培训计划、模型审计或安全立法 。加图研究所2026年7月30日的播客就提出疑问:如此笼统的行动号召能否对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
3. 此前警告未产生约束性法规,本次恐重蹈覆辙
批评者指出,自2023年以来,多封重大的AI警告信都曾呼吁政府监管AI,却未能诞生任何一部约束性法律 。这不禁让人质疑《我们必须立即行动》是否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引发媒体关注,却无法带来任何制度上的改变 。
4. 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被指是信号模糊的表现
虽然信件吸引了各政治光谱的知名经济学家(从偏左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到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泰勒·考恩等人),但加图研究所的一些观察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恰恰反映了信件的模糊性,而非对解决方案达成了真正的共识 。
信件提出的核心观点——AI驱动的经济颠覆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变革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现有制度并未做好准备——被广泛认为是重要且及时的。然而,将中国排除在外是其中最突出的批评点,它削弱了信件代表“真正的全球经济转型”发言的声称。加之缺乏具体的政策建议,这封信被描述为一个用意良好但不完整的“众人划桨”呼吁,将最棘手的问题留在了台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