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禁令并非源于对Gemini能力或风险的评估,而是出自一项过时的内部政策。布林将其描述为“奇怪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这项政策是公司早期工具审批流程的遗留物,从未被更新,也几乎没有被强制执行过 。它仅仅因为行政惯性就被留在了禁用名单上。
即便是拥有超级投票权、可以直接联系CEO桑达尔·皮查伊的联合创始人布林,也无法快速解决这个内部问题 。他花了数周时间试图通过常规内部渠道取消这项限制,但流程拖延了“长得令人震惊的一段时间” 。
在感到沮丧后,布林最终不得不将此事直接升级给皮查伊,他对皮查伊说:“我跟这些人搞不定,你得来解决这个问题” 。皮查伊表示支持并帮助解除了限制,谷歌工程师们终于得以使用 Gemini 来编程 。
这一事件展示了谷歌内部官僚主义的生动案例:
“禁用名单”故事并非谷歌与AI之间复杂关系的唯一体现。2026年7月23日至24日,Alphabet股价暴跌约7%,原因是公司将其全年资本支出预测上调至高达2050亿美元,这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其AI支出纪律的担忧 。这次抛售导致Alphabet市值在一天内蒸发约2900亿至294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单日最大市值损失之一 。
到2026年7月25日,Alphabet股价出现部分反弹,布林的净资产也因此回升至约2418亿美元,重回全球第三大富豪的位置 。
布林的故事与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悖论:谷歌正在向AI投入数百亿美元(仅2026年资本支出就达1950至2050亿美元),投资者担心支出失控 ;而在公司内部,其自身的官僚体系却禁止工程师们使用其最顶级的AI模型。布林的这段轶事,恰如其分地放大了这种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