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达（Andrew Ng）对“AI很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判断明确表示反对。他在9月17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称，这类担忧“更像科幻而非科学”。在他看来，AI系统不可能做到绝对可预测，但这是一项需要通过工程手段管理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应全面停止开发AI的理由。10

他为何警惕“末日论”

吴恩达认为，把讨论过度集中在所谓“生存性风险”上，可能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忽视AI能够带来的社会收益。他还提到，在本轮AI热潮较早阶段，科技行业曾渲染AI可能造成灾难性伤害；这种恐惧叙事可能有助于获得关注，并影响监管规则的形成。810

其隐含的担忧是：若监管主要围绕少数最强大的“前沿模型”设计，拥有雄厚资金和合规资源的大型既有实验室，可能比规模较小的参与者更容易承担成本。因此，围绕极端风险的监管讨论，也可能产生竞争层面的影响。810

吴恩达主张：把安全当作工程问题

反对“灭绝论”，并不意味着忽视AI安全。吴恩达强调，应针对具体且可预见的失效模式，建立严格测试、安全护栏和持续改进的工程流程，尤其要重视网络安全等现实危害。

他的核心判断是：AI不必完美可预测，仍能通过评测、护栏和迭代式工程，达到可接受的可靠性与安全水平。他还警告，广泛放慢AI开发本身，也可能拖慢安全技术的进展。10

与“放缓派”的分歧在哪里？

争论的关键并非是否需要安全措施，而是对失控风险的概率判断，以及政策应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 Jacob Coxon：这位曾任职于OpenAI和Anthropic的研究员离开Anthropic后警告，若快速推进、缺少充分控制，尤其是走向可自我改进的系统，可能带来严重灾难风险；他呼吁放慢步伐。214
• Dario Amodei：Anthropic首席执行官主张放慢前沿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以便为风险治理留出时间。他提出包含独立评估在内的三步框架；其立场不是停止AI研究，而是认为能力进展已快于安全与治理的跟进速度。36
• Sam Altman：OpenAI首席执行官支持放缓与设置安全保障的基本主张，背景是业界担忧AI可能接近人类无法控制的系统。19
• Geoffrey Hinton：这位常被称为“AI教父”的学者也认为，AI脱离人类控制存在显著风险。他支持较慢的发展节奏及发布前测试等措施，并认为政府行动过慢。16

因此，吴恩达与上述人士最根本的不同，在于风险概率和政策重心：Coxon、Amodei、Altman和Hinton认为，失控风险已足够可信，应主动放慢前沿能力的推进；吴恩达则认为灭绝论过于推测性，应优先用常规安全工程处理眼前可观察、可验证的风险。31016

与“反对放缓派”：结论相近，理由不同

在反对全行业放缓这一点上，吴恩达与部分科技及政治人物的结论较接近，但出发点并不相同。

• Jensen Huang：英伟达首席执行官反对新增AI专项法律，也不支持广泛放缓AI发展。517
• Mark Zuckerberg：Meta首席执行官反对全行业暂停，认为市场激励与竞争会推动企业提升模型安全性。7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拒绝放缓AI发展的主张，将AI危险论斥为“骗局”，并称美国已有工具可监管企业或追究不当行为；他的重点是保持美国竞争力，特别是在对华竞争中不落后。257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放缓前沿AI发展的呼吁表示反对，反映出中方不接受由外部施加全球性暂停的立场。11

吴恩达与这些立场的共同点，是不认同全行业“踩刹车”。但他的理由更偏向技术治理：聚焦可识别的失败情形，并用工程控制来降低风险；而黄仁勋、扎克伯格、特朗普及中方相关表态，则更强调创新、竞争或对新增限制的怀疑。571011

现有报道不足以可靠界定Aidan Gomez和Steve Eisman对于行业整体放缓、安全研究、监管以及国际治理的具体立场；在缺乏更直接材料的情况下，不宜作出超出记录的归因。

吴恩达（Andrew Ng）对“AI很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判断明确表示反对。他在9月17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称，这类担忧“更像科幻而非科学”。在他看来，AI系统不可能做到绝对可预测，但这是一项需要通过工程手段管理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应全面停止开发AI的理由。10

他为何警惕“末日论”

吴恩达认为，把讨论过度集中在所谓“生存性风险”上，可能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忽视AI能够带来的社会收益。他还提到，在本轮AI热潮较早阶段，科技行业曾渲染AI可能造成灾难性伤害；这种恐惧叙事可能有助于获得关注，并影响监管规则的形成。810

其隐含的担忧是：若监管主要围绕少数最强大的“前沿模型”设计，拥有雄厚资金和合规资源的大型既有实验室，可能比规模较小的参与者更容易承担成本。因此，围绕极端风险的监管讨论，也可能产生竞争层面的影响。810

吴恩达主张：把安全当作工程问题

反对“灭绝论”，并不意味着忽视AI安全。吴恩达强调，应针对具体且可预见的失效模式，建立严格测试、安全护栏和持续改进的工程流程，尤其要重视网络安全等现实危害。

他的核心判断是：AI不必完美可预测，仍能通过评测、护栏和迭代式工程，达到可接受的可靠性与安全水平。他还警告，广泛放慢AI开发本身，也可能拖慢安全技术的进展。10

与“放缓派”的分歧在哪里？

争论的关键并非是否需要安全措施，而是对失控风险的概率判断，以及政策应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 Jacob Coxon：这位曾任职于OpenAI和Anthropic的研究员离开Anthropic后警告，若快速推进、缺少充分控制，尤其是走向可自我改进的系统，可能带来严重灾难风险；他呼吁放慢步伐。214
• Dario Amodei：Anthropic首席执行官主张放慢前沿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以便为风险治理留出时间。他提出包含独立评估在内的三步框架；其立场不是停止AI研究，而是认为能力进展已快于安全与治理的跟进速度。36
• Sam Altman：OpenAI首席执行官支持放缓与设置安全保障的基本主张，背景是业界担忧AI可能接近人类无法控制的系统。19
• Geoffrey Hinton：这位常被称为“AI教父”的学者也认为，AI脱离人类控制存在显著风险。他支持较慢的发展节奏及发布前测试等措施，并认为政府行动过慢。16

因此，吴恩达与上述人士最根本的不同，在于风险概率和政策重心：Coxon、Amodei、Altman和Hinton认为，失控风险已足够可信，应主动放慢前沿能力的推进；吴恩达则认为灭绝论过于推测性，应优先用常规安全工程处理眼前可观察、可验证的风险。31016

与“反对放缓派”：结论相近，理由不同

在反对全行业放缓这一点上，吴恩达与部分科技及政治人物的结论较接近，但出发点并不相同。

• Jensen Huang：英伟达首席执行官反对新增AI专项法律，也不支持广泛放缓AI发展。517
• Mark Zuckerberg：Meta首席执行官反对全行业暂停，认为市场激励与竞争会推动企业提升模型安全性。7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拒绝放缓AI发展的主张，将AI危险论斥为“骗局”，并称美国已有工具可监管企业或追究不当行为；他的重点是保持美国竞争力，特别是在对华竞争中不落后。257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放缓前沿AI发展的呼吁表示反对，反映出中方不接受由外部施加全球性暂停的立场。11

吴恩达与这些立场的共同点，是不认同全行业“踩刹车”。但他的理由更偏向技术治理：聚焦可识别的失败情形，并用工程控制来降低风险；而黄仁勋、扎克伯格、特朗普及中方相关表态，则更强调创新、竞争或对新增限制的怀疑。571011

现有报道不足以可靠界定Aidan Gomez和Steve Eisman对于行业整体放缓、安全研究、监管以及国际治理的具体立场；在缺乏更直接材料的情况下，不宜作出超出记录的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