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雷萨在奥斯陆发出的讯息很明确:政府应当现在就为人工智能划定法律边界,而不是等到它的影响力深度嵌入社会、难以约束时才行动。她认为,AI已经影响人的注意力和社会行为;下一步,可能削弱人们独立判断和自主选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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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不把AI治理视为限制合法言论,而是将其视为公共安全与民主制度的问题。关键在于,民主社会能否在高度自主的系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维系关系和处理事务的日常中介之前,建立真正可执行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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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萨所说的AI“三波”影响
雷萨描述了一条技术逐步塑造人类行为的路径。
- 社交平台先捕获了注意力。 她认为,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为优化目标,推动社会极化,也让人们彼此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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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机器人可能利用亲密需求。 雷萨指出,对话式AI可能借由人对连接感与亲密感的需要来影响行为。一些“陪伴型聊天机器人”本就以模拟并维系人际陪伴为产品目标,部分还会模拟浪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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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智能体可能替人行动。 第三波是能够代表用户采取行动的系统。雷萨担心,当越来越多决定与行动被外包给这类系统时,人类判断与自主性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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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AI工具都会造成同样结果。她的警示针对的是激励方向:若系统被设计为最大化互动、情感依赖或任务完成效率,它对用户“看到什么、感受什么、做什么”的影响力就可能持续扩大。
为什么她不接受“监管会让中国占便宜”的说法
路透社报道,一些批评者——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认为,美国或欧洲若加强AI规则,可能在竞争中把优势拱手让给中国。雷萨反驳了这种框架,认为它掩盖了问题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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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比较是:中国本已对技术施加比硅谷愿意接受的更强国家管控。因此,民主社会面临的选择并非简单的“监管还是自由”,而是要不要建立以公共利益和权利保障为基础的规则,而非主要让企业自身的商业激励决定强大系统如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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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莫代伊“放慢前沿AI”的主张有何交集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也提出了相近的风险判断。在2026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他主张应当为前沿AI能力增长“控制节奏”,让安全研究、独立评估和治理安排有时间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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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代伊更侧重于技术能力快速跃升及其被滥用的风险。他警告,能力更强的AI智能体可能在网络上获得广泛的操作能力;为此,他提出应建设模型在线运行时的监测基础设施,并引入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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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雷萨更关心AI系统如何影响注意力、亲密关系、行为选择和民主社会的自我决定;阿莫代伊则更聚焦能力扩张与失控使用的技术风险。但二者交汇于同一原则:不能等到强大系统已被大规模部署后,才补上安全护栏。
“问责”不应只停留在企业承诺
雷萨还强调,仅靠企业自愿承诺并不够。对于带有成瘾性设计的产品,她主张不仅应保护青少年,也应移除面向成年人的此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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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近期与美国几乎所有州达成的一项和解,显示了她所强调的可执行问责可以是什么样子:Meta同意在10年内支付最高180亿美元,并加强对青少年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的限制,以解决各州关于其平台被设计成让未成年用户上瘾的指控。Meta未承认存在不当行为。
该协议包括为青少年账户默认设置每日使用时长限制,以及夜间使用限制等保护措施。
对雷萨而言,这个案例的意义并不只在社交媒体或未成年人保护。只要产品系统性地优化人的注意力和行为,就可能以规模化方式造成公共伤害。因此,她所主张的AI监管不是封禁技术,也不是压制言论;而是要求在技术的设计或部署危及安全、自主性或民主生活时,开发者与平台承担明确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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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尽早介入
雷萨在奥斯陆的演讲将AI监管描述为一个必须早期干预的问题。等到系统已深深嵌入人们获取信息、建立关系和委托决策的方式,治理成本与难度都会显著上升。
她的主张是:在此之前立法,要求开发者和平台承担实质性责任,审查自主性不断提高的系统,并让公共机构——而不只是科技公司——具备评估和治理这项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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