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与（网名“interestingLSY”）在 DeepSeek 从事机器学习系统与内核设计、优化工作。7 他在文章《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天赋埋葬在昨天》中表达的，并不只是“AI 会不会写代码”的担忧，而是一个前沿技术建设者面对自身技艺可能被技术吞没时的感受，以及对最强 AI 能力由少数封闭公司掌握的警惕。

从编程助手，走向可能的“同行”

刘胜与描述，AI 的角色变化非常快：早期，它帮助工程师查找文档、定位和调试问题；之后，它开始能阅读 GPU 层面的代码，理解一个算子的实现方式与性能约束，并提出、甚至执行优化建议。1 11

对于内核优化工程师而言，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往往在于底层性能判断：需要长期积累，也需要对硬件与软件细节的耐心打磨。刘胜与担心，能力持续提升的系统最终可能接手恰恰是他最珍视的那部分工作。

这不必然等同于“工程师马上失业”。更贴近他文章标题的担忧是：人可能仍然受雇，却从亲手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变成管理、审核自动化智能体的人。那种专业技艺所带来的意义感，可能先于岗位本身消退。1 3

不过，这篇文章是他对技术走向的个人判断，并不能证明 AI 已能在真实生产环境中自主、普遍地替代内核工程师。它呈现的是一位身处前沿的工程师对能力边界正在逼近的感受。

他反对的，是 AGI 能力高度集中

刘胜与把职业上的不安，与“谁拥有最强 AI”的问题放在了一起。他表示，不希望 Anthropic 控制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或 AGI（通用人工智能，通常指具备接近或达到人类通用认知能力的 AI）。为强调风险，他使用了极端历史类比：若 Anthropic 掌控这种能力，其严重性可比作希特勒在盟军之前获得原子弹技术。2 9

这显然是刘胜与的修辞表达，不是将 Anthropic 与纳粹德国作事实上的等同。其核心观点是：一旦某一家私营机构在高度先进的 AI 上形成决定性领先，就可能获得异常巨大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影响力，而外部问责未必与之匹配。

他的答案是，让前沿 AI 保持开放且足够可负担，使更广泛的社会主体能够使用它。刘胜与将 DeepSeek 的开源取向视作对西方封闭式前沿实验室的一种制衡，并称这也是自己选择加入 DeepSeek 的原因之一。1 3

但“开放”并不是已被证明的唯一安全答案。更广泛的获取能力可以分散控制权，也可能让恶意或不负责任的行动者更容易拿到强大能力。争论的关键，在于社会应优先防范权力集中，还是优先限制高风险能力的扩散——或如何兼顾两者。

对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不信任

刘胜与对 Anthropic 与 OpenAI 的不信任，既有商业竞争层面，也有政治层面。他质疑：开发专有前沿系统、同时支持可能限制竞争对手获得先进算力的政策的公司，是否应被视为 AGI 的中立托管者。

这是刘胜与的判断。现有报道并不能证明 Anthropic 或 OpenAI 已经成了不受约束的 AGI 控制者，也不能证明开放获取模式必然更安全。分歧本质上在于风险排序不同：有人最担心能力集中，有人最担心能力扩散、竞争失衡或灾难性滥用。

争论发生在中美 AI 摩擦加剧之际

刘胜与的文章出现时，美国与中国 AI 产业之间的公开冲突正在升温。

Anthropic 指控 DeepSeek、月之暗面（Moonshot）和 MiniMax 曾大规模、未经授权地利用 Claude 输出进行模型蒸馏，以改进自身模型。Anthropic 称，相关活动通过约 2.4 万个欺诈账户产生了超过 1600 万次 Claude 交互。这些是 Anthropic 的指控，在此背景下不应被当作已经裁决的事实。

与此同时，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呼吁行业放慢前沿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开展安全研究、监督与风险管理。 他还主张继续限制最先进 AI 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称中国在 AI 上取得领先将给美国和全球带来严重风险。

中国外交部及中国官方背景媒体则反对这一叙事。中国外交部批评阿莫代伊限制中国 AI 能力的主张；《环球时报》则将放缓提案描述为旨在维持美国技术优势的“冷战剧本”。

另一种批评：问题也许是竞赛本身

这场争论并不能简单切分为“西方安全派”对“中国加速派”。曾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工作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于 2026 年 9 月辞去 Anthropic 职务并离开 AI 行业。他称，两家公司都在不负责任地奔向可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并把这场竞赛形容为“拿我们的生命赌博”。17

考克森的批评与刘胜与并不相同：考克森侧重于过快打造更强 AI 的风险；刘胜与则更强调由封闭美国实验室主导此类能力的风险。但两人都不接受“只要是竞争，竞赛就天然正当或无害”的前提。

尚无定论的问题

刘胜与把一个技术职业的焦虑，转化成了更大的治理问题：如果 AI 能吸收高度专业化的人类技能，谁来决定它如何部署？如果最强系统由少数公司控制，如何约束其权力？如果将能力广泛开放，又如何应对滥用与扩散？

目前没有共识。刘胜与认为，开放与可负担的获取方式是对抗私营权力集中的必要制衡；Anthropic 则主张放缓能力推进、强化安全控制，并以出口限制维护美国领先地位。中国批评者则将这些限制视为技术遏制。

刘胜与带来的独特视角是：AI 的首轮重大冲击，或许不只会落在一般性工作上，也可能首先触及那些亲手训练、优化并推动 AI 进步的专家技艺。

刘胜与（网名“interestingLSY”）在 DeepSeek 从事机器学习系统与内核设计、优化工作。7 他在文章《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天赋埋葬在昨天》中表达的，并不只是“AI 会不会写代码”的担忧，而是一个前沿技术建设者面对自身技艺可能被技术吞没时的感受，以及对最强 AI 能力由少数封闭公司掌握的警惕。

从编程助手，走向可能的“同行”

刘胜与描述，AI 的角色变化非常快：早期，它帮助工程师查找文档、定位和调试问题；之后，它开始能阅读 GPU 层面的代码，理解一个算子的实现方式与性能约束，并提出、甚至执行优化建议。1 11

对于内核优化工程师而言，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往往在于底层性能判断：需要长期积累，也需要对硬件与软件细节的耐心打磨。刘胜与担心，能力持续提升的系统最终可能接手恰恰是他最珍视的那部分工作。

这不必然等同于“工程师马上失业”。更贴近他文章标题的担忧是：人可能仍然受雇，却从亲手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变成管理、审核自动化智能体的人。那种专业技艺所带来的意义感，可能先于岗位本身消退。1 3

不过，这篇文章是他对技术走向的个人判断，并不能证明 AI 已能在真实生产环境中自主、普遍地替代内核工程师。它呈现的是一位身处前沿的工程师对能力边界正在逼近的感受。

他反对的，是 AGI 能力高度集中

刘胜与把职业上的不安，与“谁拥有最强 AI”的问题放在了一起。他表示，不希望 Anthropic 控制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或 AGI（通用人工智能，通常指具备接近或达到人类通用认知能力的 AI）。为强调风险，他使用了极端历史类比：若 Anthropic 掌控这种能力，其严重性可比作希特勒在盟军之前获得原子弹技术。2 9

这显然是刘胜与的修辞表达，不是将 Anthropic 与纳粹德国作事实上的等同。其核心观点是：一旦某一家私营机构在高度先进的 AI 上形成决定性领先，就可能获得异常巨大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影响力，而外部问责未必与之匹配。

他的答案是，让前沿 AI 保持开放且足够可负担，使更广泛的社会主体能够使用它。刘胜与将 DeepSeek 的开源取向视作对西方封闭式前沿实验室的一种制衡，并称这也是自己选择加入 DeepSeek 的原因之一。1 3

但“开放”并不是已被证明的唯一安全答案。更广泛的获取能力可以分散控制权，也可能让恶意或不负责任的行动者更容易拿到强大能力。争论的关键，在于社会应优先防范权力集中，还是优先限制高风险能力的扩散——或如何兼顾两者。

对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不信任

刘胜与对 Anthropic 与 OpenAI 的不信任，既有商业竞争层面，也有政治层面。他质疑：开发专有前沿系统、同时支持可能限制竞争对手获得先进算力的政策的公司，是否应被视为 AGI 的中立托管者。

这是刘胜与的判断。现有报道并不能证明 Anthropic 或 OpenAI 已经成了不受约束的 AGI 控制者，也不能证明开放获取模式必然更安全。分歧本质上在于风险排序不同：有人最担心能力集中，有人最担心能力扩散、竞争失衡或灾难性滥用。

争论发生在中美 AI 摩擦加剧之际

刘胜与的文章出现时，美国与中国 AI 产业之间的公开冲突正在升温。

Anthropic 指控 DeepSeek、月之暗面（Moonshot）和 MiniMax 曾大规模、未经授权地利用 Claude 输出进行模型蒸馏，以改进自身模型。Anthropic 称，相关活动通过约 2.4 万个欺诈账户产生了超过 1600 万次 Claude 交互。这些是 Anthropic 的指控，在此背景下不应被当作已经裁决的事实。

与此同时，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呼吁行业放慢前沿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开展安全研究、监督与风险管理。 他还主张继续限制最先进 AI 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称中国在 AI 上取得领先将给美国和全球带来严重风险。

中国外交部及中国官方背景媒体则反对这一叙事。中国外交部批评阿莫代伊限制中国 AI 能力的主张；《环球时报》则将放缓提案描述为旨在维持美国技术优势的“冷战剧本”。

另一种批评：问题也许是竞赛本身

这场争论并不能简单切分为“西方安全派”对“中国加速派”。曾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工作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于 2026 年 9 月辞去 Anthropic 职务并离开 AI 行业。他称，两家公司都在不负责任地奔向可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并把这场竞赛形容为“拿我们的生命赌博”。17

考克森的批评与刘胜与并不相同：考克森侧重于过快打造更强 AI 的风险；刘胜与则更强调由封闭美国实验室主导此类能力的风险。但两人都不接受“只要是竞争，竞赛就天然正当或无害”的前提。

尚无定论的问题

刘胜与把一个技术职业的焦虑，转化成了更大的治理问题：如果 AI 能吸收高度专业化的人类技能，谁来决定它如何部署？如果最强系统由少数公司控制，如何约束其权力？如果将能力广泛开放，又如何应对滥用与扩散？

目前没有共识。刘胜与认为，开放与可负担的获取方式是对抗私营权力集中的必要制衡；Anthropic 则主张放缓能力推进、强化安全控制，并以出口限制维护美国领先地位。中国批评者则将这些限制视为技术遏制。

刘胜与带来的独特视角是：AI 的首轮重大冲击，或许不只会落在一般性工作上，也可能首先触及那些亲手训练、优化并推动 AI 进步的专家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