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新将人工智能明确纳入中国的政权与国家安全框架。他的警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网络风险评估,而是认为先进AI可能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制度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这一框架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一面推动AI治理,一面将本土模型能力、数据掌控和先进算力视为战略重点。
AI不只是技术风险,也是政治安全议题
陈一新的核心担忧,是生成式AI可能被对手以规模化方式运用。他警告称,敌对力量可能借助AI生成内容炮制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并发动舆论战或认知战;他还将AI与网络攻击,以及获取敏感国家数据、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风险联系起来。
这些是中国安全官员提出的风险判断和指控,并不是证明某一具体境外行动使用了某个美国模型的公开证据。关键在于其覆盖范围:在这一安全视角下,信息影响、情报搜集、网络行动和政治稳定,构成相互关联的AI安全问题。
为什么点名Claude Mythos和GPT-5.5-Cyber
陈一新提到Anthropic的Claude Mythos和OpenAI的GPT-5.5-Cyber,原因在于先进系统具备网络安全领域的“双重用途”能力:它们既能帮助防御方发现、分析和修补漏洞,也可能降低恶意行为者实施攻击的门槛。
相关网络能力确实可以衡量,但评测结果并不能证明这两种模型曾被用于攻击中国。英国AI安全研究所报告称,早期的Claude Mythos Preview完成过一次端到端企业网络攻击模拟;在该机构的专家级网络安全任务中,GPT-5.5平均通过率为71.4%,Mythos Preview为68.6%。GPT-5.5还在10次尝试中的2次完成了完整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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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均对这类高能力系统实施了有限准入。Anthropic表示,Mythos级别模型仅向经审核的机构开放;有关GPT-5.5-Cyber的报道则称,其初期面向经过审核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士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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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为AI建立“安全屏障”
陈一新的应对思路并不只是限制外国模型,而是主张围绕整个AI技术栈建立综合性安全屏障,包括:
- 加强对国内AI企业、算法和数据的监管;
- 提升敏感信息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能力;
- 建设更安全的本土算力能力和技术供应链;
- 降低对境外技术“卡点”的依赖,尤其是先进芯片。
其底层逻辑是战略自主。在这一思路中,AI安全不只取决于模型本身有没有安全护栏,还取决于谁掌握训练数据、计算基础设施和支撑模型运行的供应链。
“AI安全”定义之争
中国官方关联评论曾将美国部分要求放缓前沿AI发展的呼声描述为一种选择性适用的安全主张:表面上强调安全,实质上则被视为维护美国技术优势、强化对华限制的工具。
这种说法不应被当作对模型竞争格局的客观定论。有关中国开源模型在成本、性能或开发者覆盖上追赶的说法,都会因比较对象、基准测试和部署场景不同而变化。网络安全评测本身也说明,笼统排名容易造成误读:模型表现取决于任务类型、访问条件以及测试的自主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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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政治含义相当清楚:如果北京认为国际规则会限制中国建设能力、却保留美国在芯片、云基础设施和前沿模型上的优势,就不太可能接受这类规则。
对中美AI对话意味着什么
据报道,中美原计划在9月中旬举行专门的AI安全讨论,前沿模型风险和AI驱动的网络风险可能成为议题。中国曾将这一对话视为9月24日领导人会晤的潜在成果之一,但一名白宫官员当时表示,并无已安排的AI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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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为有限合作留下空间,例如建立AI网络事件沟通渠道、交流风险评估方法,或形成有关测试与访问控制的自愿性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会同意暂停前沿AI研发,或放松技术限制。
陈一新的警告揭示了核心分歧:华盛顿和北京或许都希望防止AI辅助的网络伤害,但两国政府都越来越把AI能力本身视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对中国而言,AI安全因此无法与政治安全、技术主权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