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新如何界定AI对中国安全的风险？

陈一新的警示，核心并不是把AI仅仅视为一种可能带来普遍性灾难的技术风险，而是将其放入政权安全、国家安全与技术主权的框架中审视。他认为，敌对行为体可能利用AI冲击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领域，渗透数据与基础设施，并使中国在由外部主导的技术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2

深度伪造、机器人账号与“认知战”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层面，陈一新警示，深度伪造、AI生成的文字和图像，以及自动化社交媒体账号，可能被用来编造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放大分歧，并服务于“舆论战”和“认知战”。他认为，这类滥用会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2

这里所说的风险，不只在于单条虚假内容是否容易辨认，更在于AI能够低成本、规模化地生成内容、模拟账号互动和推动信息扩散，从而影响公共舆论环境。

情报窃取、数据画像与关键基础设施

陈一新也把AI能力与间谍活动和数据安全风险相联系。AI可聚合、分析和画像化处理海量数据，因此可能帮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取国家秘密、商业或贸易信息及个人数据；他同时指出，先进AI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构成风险。23

报道还提到，AI日益具备发现系统漏洞、生成恶意软件或用于利用漏洞的软件的能力。这使网络攻击、基础设施防护与AI安全被放在同一安全议题下讨论。2

技术主权：不只是“安全”，也是标准与供应链之争

陈一新将AI描述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技术领先国家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技术限制、主导技术标准，并建立封闭生态系统。2

由此推导出的政策取向，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并加强对数据、算法和基础设施等关键环节的掌控，以降低对外部技术体系的依赖。这一逻辑中的“AI安全”，不仅包括防止模型被滥用，也包括维护技术自主性和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空间。2

与阿莫代伊、奥特曼和马斯克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的重点是控制前沿模型能力增长速度，并让安全措施跟上能力进展。他提出三步方案：让独立评估者获得类似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以核验安全实践；由民主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协调共同标准；并最终推动包括威权国家在内的全球协调。1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表示，应当“放慢前沿推进节奏”，并支持让第三方安全评估者获得更深入的访问权限；马斯克则简短回应称：“Dario is right（达里奥说得对）。”1

双方确有一处有限的交集：中国也已将AI日益自主化、乃至可能脱离人类控制，列为未来的安全风险之一。3 但两种框架的重心并不相同：

• 阿莫代伊、奥特曼和马斯克的公开表述，主要聚焦前沿模型能力失控、滥用风险及安全评估机制。1
• 陈一新的表述，则把风险置于国家政治秩序、信息空间安全、情报防护与技术自主的竞争环境中。2

因此，即便美中之间可能围绕“AI系统变得难以监督”展开有限对话，芯片、模型、数据、标准及谁来制定AI治理规则的竞争，仍是更大的背景。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的反应也显示出这种分歧：西方要求放缓AI发展的呼吁，被描绘为可能源于竞争焦虑，或意在限制中国技术进步，而非完全中立的安全政策。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