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常被称为“AI教父”的研究者——近日表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若按 10% 估计,“并非不合理”。但他紧接着给出了关键限定:“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给出合理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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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不等于一项经过数据校准的预测。辛顿的意思更接近于:面对后果极端、技术能力演进又高度未知的风险,不能轻率地把这种可能性直接归零。
他担心的不是单一风险,而是两类风险叠加
辛顿长期区分两种相关但不同的威胁:一类是人类恶意使用AI;另一类是未来能力远超人类的AI系统本身变得难以控制。
在诺贝尔演讲中,他列举了已经出现或近在眼前的风险,包括制造加剧对立的内容推荐“回音室”、大规模监控、AI辅助网络钓鱼;他还警告,AI未来可能被用于制造危险的新病毒,以及能自行决定杀伤目标的致命武器。他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紧急、强力应对这些问题。
从现实路径看,先进AI可能让虚假信息更具说服力、更容易按个人定制;帮助攻击者寻找软件漏洞;或降低生物和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AI安全倡导者所设想的最严重情景是:一个具备很强战略、技术与行动能力的系统获得资源或关键基础设施的接入,同时又能抗拒人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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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为什么成为争论核心
所谓对齐(alignment),指的是如何确保能力远超人类的系统持续执行人类真正想要的目标、能够被纠正,并始终处于有效限制之内。
曾在Anthropic和OpenAI任职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辞职时称,头部实验室正“径直冲向可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是在“拿我们的生命赌博”。
18 他的核心担忧是:若系统自我提升能力的速度超过安全技术的进步速度,人类可能在学会可靠控制之前,就已面对无法驾驭的系统。
Anthropic对齐科学负责人埃文·休宾格(Evan Hubinger)公开支持这一警告。他表示,自己认为未来十年AI杀死人类的概率超过10%;同时,他称Anthropic尚未有解决超级智能对齐问题的方案,也没有明显迹象显示这一目标正在按计划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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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的论点并不是“当前模型已经要自行毁灭人类”。休宾格明确表示,现有模型带来的风险较低。担忧集中在未来的能力跃迁:模型可能在开发者尚未掌握可靠控制方法前,已具备自我改进或在现实世界中有效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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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者:严重伤害不等于近期灭绝
另一部分研究者并不否认AI会放大网络犯罪、虚假信息和生物滥用等问题;他们质疑的是,从“严重危害”推导到“人类灭绝”的这一步。
AI研究者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认为,AI确实可能助长网络攻击、生物威胁、虚假信息传播和冲突升级,但他看不到一条能在近期现实中通向“杀死所有人”的路径。
15 他的观点是,应严肃处理可见、具体的风险,而不应默认今天的大语言模型必然会走向失控的超级智能。
杨立昆(Yann LeCun)也质疑对所谓“末日概率”(p(doom))作出高置信度判断。相关报道将他的立场概括为:AI致灭绝的风险远低于核浩劫风险,同时任何这类数字本质上都高度推测性。
因此,真正的分歧并不是“关心AI风险”与“不关心AI风险”之间的对立,而是围绕两个尚无答案的问题:
- **能力时间表:**AI何时——如果会发生——达到广泛超越人类、并能自行提升能力的水平?
- **控制能力:**如果这种系统出现,开发者能否让它保持可靠可控,还是安全护栏会在更强模型和商业竞争的压力下失效?
10%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
目前并不存在一种经验证的方法,可以精确计算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辛顿和休宾格等人给出的百分比,是在深度不确定性下作出的判断,不是从可重复的历史数据中推导出的统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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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0%不应被解读为“灭绝很可能发生”的证据;但无法可靠计算,也不能反过来证明风险可以忽略。更务实的结论是:专家对概率和具体路径分歧很大,但许多人认同,在任何假想的灭绝情景之前,强大AI就可能带来严峻的安全与治理挑战。
政策焦点:在能力部署前设置约束
辛顿要求政府和国际组织紧急关注AI风险。 考克森同样认为,监管是降低危险的关键。
围绕前沿模型的政策讨论,因而更聚焦于可识别的能力与部署场景:对高能力模型进行严格评测,强化网络安全与生物安全保护,建立严重事件报告和监督机制,并在系统获得更大自主权、接入敏感工具或关键资源前,引入独立审查。
关于“10%灭绝风险”的争论不会很快结束。辛顿的要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自信算出风险几何,而是:当潜在代价极高、未知又如此之大时,等待绝对确定性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是错误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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