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拟以供应链规则和“欧洲制造”偏好应对对华依赖

欧盟委员会正把对华经济政策从主要依靠企业自愿“去风险化”，逐步推向可能带有约束力的供应链韧性规则：一方面，关键行业企业或被要求分散供应来源；另一方面，欧盟拟利用公共采购和补贴的规模，为欧洲制造创造更稳定的需求。直接目标是降低供应链过度集中于中国的风险；更深层的考量，则是应对贸易失衡恶化，以及中国企业在欧洲传统优势产业中日益直接的竞争。134

“供应多元化工具”准备怎么用？

欧盟委员会仍在起草所谓的“供应多元化工具”（diversification instrument）。其设想并非要求企业彻底停止从中国采购，更不是全面推动生产回流，而是要求关键行业增加供应商数量、拓宽来源地，从而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单一供应链形成过度依赖。

不过，这项工具的具体设计尚未公开：哪些行业会被纳入、依赖程度达到何种门槛才触发义务、企业如何证明合规、违规后如何执行，目前都没有明确细则。现有信息不足以判断其最终约束力度。17

《工业加速法案》：用公共资金撬动“欧洲制造”

与供应链规则相配套的，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该法案把重点放在需求侧：通过公共采购和公共激励措施，拉动低碳、欧洲制造产品及净零技术的市场需求。13

通俗说，只要涉及公共资金，欧洲本土生产有望获得更有利的条件。法案拟在公共采购和公共支持计划中引入“欧盟制造”和／或低碳要求，目的在于保住战略性制造能力，并推动工业脱碳。135

这并不等同于全面禁止中国进口产品。其逻辑是把政府采购、补贴等公共支出转化为产业政策工具，为欧洲制造商创造订单和投资空间，尤其面向清洁技术、汽车及其他战略领域。135

为什么欧盟态度趋于强硬？

布鲁塞尔和柏林面对的是两重压力：一是战略供应依赖，二是不断扩大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以德国为例，截至2026年8月底，其对华贸易逆差已扩大至893亿欧元。2026年上半年，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超过12%，降至不足370亿欧元；中国也从德国商品的重要市场降至第九位。67

更令德国工业担忧的是，竞争性质正在变化。中国不再只是成本较低的供应方，或德国企业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企业正与德国公司在汽车、工业机械以及更高端的制造品领域正面竞争，医疗技术也在其中。对于长期依靠出口高附加值制造品的德国企业而言，这削弱了原有的技术和定价优势。

汽车业的数据尤其醒目。尽管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对中国纯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欧盟与中国的乘用车贸易差额仍在2025年上半年转为逆差，金额为12亿欧元。2

就业压力也加快了政策转向。大众汽车曾表示，在激烈的中国竞争和跨大西洋贸易压力下，公司可能还需削减约5万个岗位；这被视为德国工业雇主面临更广泛调整的一个显著信号。9

因此，欧盟担忧的不只是中国进口增加，更是中国企业进入汽车、资本品和医疗设备等高价值赛道——这些原本被欧洲、尤其德国企业视为强项。委员会的应对思路是组合使用供应链韧性规则、“欧洲制造”偏好以及潜在的贸易防御措施。

北京谈判与10月节点

欧盟也在通过谈判寻求改变局面。由欧盟贸易执法事务高级官员德尼斯·雷东内（Denis Redonnet）率领的团队已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门官员、包括副部长凌激举行会谈，寻求在贸易再平衡和中国出口快速增长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56

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总司司长迪特·尤尔·约根森（Ditte Juul Jørgensen）表示，她计划在雷东内团队出访后前往北京。她称中方正参与磋商，但也强调挑战“非常、非常重大”。14

政治上的关键节点在2026年10月。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预计将评估中方是否交出“切实成果”。如果进展不足，布鲁塞尔已暗示可能更多依靠单边贸易防御手段。56

但要实现真正的结构性再平衡并不容易。这将意味着中国改变与工业产能、补贴生产和出口导向增长相关的政策，而不是仅靠一次性采购承诺或监测机制即可完成。中方也表示，欧中谈判不能建立在单方面要求之上。5

因此，这轮谈判既是外交接触，也是政策施压：欧盟一边测试中国能否在10月前作出可信让步，一边为谈判未果预先准备本土产业和贸易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