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24万名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波兰和罗马尼亚的Uber司机，已在阿姆斯特丹提起集体诉讼，挑战平台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预先定价”（Upfront Pricing）系统。代表司机的Worker Info Exchange International（WIE）称，Uber利用自动化决策和用户画像来确定司机报酬、分配订单。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目前均为诉讼主张，尚非法院已认定的事实。34

争议从何而来：从按时按里程计费，到每单预先报价

原告方称，Uber过去采用相对透明的报酬模式：以时间和里程为基础计算车费，并收取标准佣金。此后，平台改为在每笔行程开始前直接向司机给出报价，报价金额由Uber预先设定。

司机方认为，新系统会调用司机的历史数据和行为数据，为不同司机生成不同报价，包括推断某名司机愿意接受的最低报酬。其诉求并不只是反对收入随市场变化，而是质疑决定报价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过程缺乏透明度，并可能构成违法的自动化决策与画像分析。WIE还指控Uber使用司机数据训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463

案件之所以在阿姆斯特丹审理，是因为Uber欧洲总部设在当地。此前当地的相关诉讼已要求Uber说明：司机个人数据和画像如何被用于预先报价、动态定价及工作分配系统。15

司机援引了哪些数据和损失？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58名英国Uber司机通过数据访问请求取得的资料，覆盖2016年至2024年的逾150万趟行程。研究发现，动态定价推出后，乘客支付的车费上升，司机收入下降，而Uber在车费中的收入份额增加。1819

以伦敦为例，研究报告称，在动态定价推出后的一年，司机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时薪为19.06英镑，低于此前一年的22.20英镑。Uber的中位“抽成比例”（即平台保留的乘客车费份额）则由25%升至29%，部分行程超过50%。1719

WIE估计，英国司机在制度变化后平均每年实际少赚超过5000英镑。但这是原告组织的估算，并非法院已经确认的赔偿金额。3

值得区分的是，抽成比例上升并不自动等于Uber企业净利润上升。抽成比例只反映平台从乘客车费中保留的份额，尚未扣除保险、激励补贴、客服、技术及税费等成本。现有研究支持的较窄结论是：在被研究的行程中，Uber保留了更高比例的车费收入。1718

司机希望法院作出什么裁决？

这起诉讼要求为受影响司机争取赔偿，并申请禁令，要求Uber停止被指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行为。司机还要求获得有实质意义的信息披露，包括用于制定报酬和分配订单的数据、画像以及自动化系统如何运作。3

公开报道尚未给出经法院核实的索赔总额。最终是否赔偿、赔多少，仍取决于法院对违法性、因果关系及实际损失的认定。

Uber如何回应？

Uber否认会根据单个司机的行为改变某一趟行程的报价。该公司表示，司机过去接受或拒绝订单的记录，不会被用来改变某趟行程向其提供的价格。

这正是案件的关键分歧：司机方认为，报价是通过数据驱动的画像为个人量身优化的；Uber则称，不存在根据个人行为调整报价的做法。法院将需要审查系统的实际运行方式，以及Uber应当向司机披露哪些信息。

为什么此前荷兰的GDPR执法案件受到关注？

此次有关报酬的诉讼，与此前荷兰的执法案件并非同一案件；但后者已使Uber对司机数据的处理和自动化管理方式受到严格审视。

2024年，荷兰数据保护局因Uber在缺乏适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欧洲司机个人数据传输至美国，对其处以2.9亿欧元罚款；监管机构称，Uber后来已停止相关违规行为。

2026年8月，该机构又就影响司机账户的自动化决定——包括停用账户——处以8.2499亿欧元罚款。有关该决定的报道显示，监管机构认为Uber没有充分告知司机自动化停用账户的情况；Uber表示将提出上诉。

这两项处罚均不能直接证明Uber的报酬系统违法。但它们凸显了本案为何聚焦于透明度、自动化决定的后果，以及劳动者理解和质疑影响其生计系统的能力。

阿姆斯特丹案可能带来什么先例？

如果司机胜诉，可能强化这样一种法律观点：平台不能仅因算法生成的工作报价表面上可由司机自由选择，就规避GDPR审查。法院或可要求平台更有效地披露自动化报酬和派单系统的数据输入、画像逻辑及实际影响；若违法数据处理造成损害，也可能为赔偿主张打开空间。

如果Uber胜诉，平台则可能拥有更大空间，将单趟行程报价界定为独立劳动者作出的商业选择，而非针对劳动者本人作出的自动化决定。

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案件都可能影响网约车、外卖配送及其他由应用程序撮合的工作形态。不过，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的判决并不会像欧盟法院的裁决那样，对整个欧洲的法院具有约束力。

眼下更直接的问题是：当算法能够决定工作的经济条件时，劳动者是否有权获得清晰、可核验、可提出异议的解释？

约24万名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波兰和罗马尼亚的Uber司机，已在阿姆斯特丹提起集体诉讼，挑战平台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预先定价”（Upfront Pricing）系统。代表司机的Worker Info Exchange International（WIE）称，Uber利用自动化决策和用户画像来确定司机报酬、分配订单。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目前均为诉讼主张，尚非法院已认定的事实。34

争议从何而来：从按时按里程计费，到每单预先报价

原告方称，Uber过去采用相对透明的报酬模式：以时间和里程为基础计算车费，并收取标准佣金。此后，平台改为在每笔行程开始前直接向司机给出报价，报价金额由Uber预先设定。

司机方认为，新系统会调用司机的历史数据和行为数据，为不同司机生成不同报价，包括推断某名司机愿意接受的最低报酬。其诉求并不只是反对收入随市场变化，而是质疑决定报价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过程缺乏透明度，并可能构成违法的自动化决策与画像分析。WIE还指控Uber使用司机数据训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463

案件之所以在阿姆斯特丹审理，是因为Uber欧洲总部设在当地。此前当地的相关诉讼已要求Uber说明：司机个人数据和画像如何被用于预先报价、动态定价及工作分配系统。15

司机援引了哪些数据和损失？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58名英国Uber司机通过数据访问请求取得的资料，覆盖2016年至2024年的逾150万趟行程。研究发现，动态定价推出后，乘客支付的车费上升，司机收入下降，而Uber在车费中的收入份额增加。1819

以伦敦为例，研究报告称，在动态定价推出后的一年，司机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时薪为19.06英镑，低于此前一年的22.20英镑。Uber的中位“抽成比例”（即平台保留的乘客车费份额）则由25%升至29%，部分行程超过50%。1719

WIE估计，英国司机在制度变化后平均每年实际少赚超过5000英镑。但这是原告组织的估算，并非法院已经确认的赔偿金额。3

值得区分的是，抽成比例上升并不自动等于Uber企业净利润上升。抽成比例只反映平台从乘客车费中保留的份额，尚未扣除保险、激励补贴、客服、技术及税费等成本。现有研究支持的较窄结论是：在被研究的行程中，Uber保留了更高比例的车费收入。1718

司机希望法院作出什么裁决？

这起诉讼要求为受影响司机争取赔偿，并申请禁令，要求Uber停止被指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行为。司机还要求获得有实质意义的信息披露，包括用于制定报酬和分配订单的数据、画像以及自动化系统如何运作。3

公开报道尚未给出经法院核实的索赔总额。最终是否赔偿、赔多少，仍取决于法院对违法性、因果关系及实际损失的认定。

Uber如何回应？

Uber否认会根据单个司机的行为改变某一趟行程的报价。该公司表示，司机过去接受或拒绝订单的记录，不会被用来改变某趟行程向其提供的价格。

这正是案件的关键分歧：司机方认为，报价是通过数据驱动的画像为个人量身优化的；Uber则称，不存在根据个人行为调整报价的做法。法院将需要审查系统的实际运行方式，以及Uber应当向司机披露哪些信息。

为什么此前荷兰的GDPR执法案件受到关注？

此次有关报酬的诉讼，与此前荷兰的执法案件并非同一案件；但后者已使Uber对司机数据的处理和自动化管理方式受到严格审视。

2024年，荷兰数据保护局因Uber在缺乏适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欧洲司机个人数据传输至美国，对其处以2.9亿欧元罚款；监管机构称，Uber后来已停止相关违规行为。

2026年8月，该机构又就影响司机账户的自动化决定——包括停用账户——处以8.2499亿欧元罚款。有关该决定的报道显示，监管机构认为Uber没有充分告知司机自动化停用账户的情况；Uber表示将提出上诉。

这两项处罚均不能直接证明Uber的报酬系统违法。但它们凸显了本案为何聚焦于透明度、自动化决定的后果，以及劳动者理解和质疑影响其生计系统的能力。

阿姆斯特丹案可能带来什么先例？

如果司机胜诉，可能强化这样一种法律观点：平台不能仅因算法生成的工作报价表面上可由司机自由选择，就规避GDPR审查。法院或可要求平台更有效地披露自动化报酬和派单系统的数据输入、画像逻辑及实际影响；若违法数据处理造成损害，也可能为赔偿主张打开空间。

如果Uber胜诉，平台则可能拥有更大空间，将单趟行程报价界定为独立劳动者作出的商业选择，而非针对劳动者本人作出的自动化决定。

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案件都可能影响网约车、外卖配送及其他由应用程序撮合的工作形态。不过，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的判决并不会像欧盟法院的裁决那样，对整个欧洲的法院具有约束力。

眼下更直接的问题是：当算法能够决定工作的经济条件时，劳动者是否有权获得清晰、可核验、可提出异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