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迄今规模最大的性格遗传学研究，最重要的结论并不是“DNA决定性格”，而是：性格具有高度的多基因特征。研究发现，约1260个常见DNA变异与“大五人格”存在统计关联，但每个变异的影响都极其微小。15

换句话说，遗传学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大规模人群中的性格差异，却不能把一个人的基因数据当作性格测试，更不能据此断言某人一定外向、焦虑、严谨或富有开放精神。

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研究团队汇总了46个研究队列的数据，样本规模约为61.1万人至114万人，涵盖具有欧洲样和非洲样遗传祖源的参与者。研究者将数百万个DNA标记与问卷测量得到的“大五人格”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1

“大五人格”通常包括五个相对稳定的维度：

• 开放性：对新鲜体验、想象力和新观念的接受程度；
• 尽责性：自律、条理性和责任感；
• 外向性：社交活跃度和寻求刺激的倾向；
• 宜人性：合作、信任和亲和倾向；
• 神经质：更容易体验焦虑、压力或负面情绪的倾向。

研究识别出1257个独立的“主要”遗传变异，其中823个此前尚未被报告。新闻报道中通常将这一数字四舍五入为约1260个。14

变异数量很多，但单个影响非常小

研究显示，这些常见遗传变异合计只能解释各项人格特质约4.8%至9.3%的观测差异。如果在统计上校正人格测量本身的不可靠性，估计值会上升至10.5%至16.2%。1

这里的“解释比例”描述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差异，并不意味着某个人的性格有相应比例是由DNA直接决定的。人格问卷存在测量误差，而人的成长经历、社会环境、教育、生活事件以及其他尚未捕捉到的遗传因素，也都会发挥作用。

研究没有发现所谓“外向基因”“焦虑基因”或“尽责基因”。单个变异对人格分数的可检测影响小到无法在个人层面感知；只有把大量变异的微小效应合并起来，研究者才可能在人群中观察到较稳定的统计模式。15

对个人的预测能力不足4%

研究者还利用多基因指数（PGI）——即将许多遗传变异的统计效应合并形成的评分——在独立样本中进行预测。结果显示，这些评分对个人性格差异的解释比例低于约4%。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超大样本中发现遗传关联”，不等于“可以根据DNA准确读出一个人的性格”。发现阶段的统计结果与在新样本中的预测表现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原因包括人格测量的局限、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以及遗传效应跨人群转移时面临的困难。

因此，基因检测报告不能可靠地告诉你适合什么职业、是否天生适合社交，或未来一定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研究结果也不支持用遗传信息给个人贴标签、排序或作出诊断。15

为什么研究者认为这不只是“家庭环境造成的”？

相关遗传效应在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测量工具中表现出较高一致性；无论人格由参与者自评，还是由熟悉他们的人进行评价，结果也较为稳定。1

这种跨地区、跨评价者的重复出现，使“所有关联都只是因为家人共同生活、接受了相同教养”的简单解释变得不太充分。研究还使用了家庭内部比较等方法，以进一步检验家庭背景等混杂因素的影响。1

不过，这些分析仍然只能支持统计关联，不能证明某个具体DNA变异直接导致某种性格。遗传关联可能通过重叠的生物机制、行为差异、社会过程以及“基因—环境相关”等途径形成。

性格遗传信号还与哪些人生结果有关？

研究者报告称，大五人格相关的遗传信号与多个生活领域存在遗传相关性，包括：18

•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与寿命相关的结果；
• 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或职业发展路径；
• 新冠感染易感性或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指标；3
• 居住地和社区选择模式。

例如，性格相关的遗传差异可能与人们更倾向进入或长期留在某些社会环境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性格基因会导致疾病、学历、职业或居住地”。遗传相关反映的是共享的统计遗传影响，可能同时受到生物学、行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选择的作用，不能被解读为单向因果链。1

研究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最稳妥的理解是：DNA变异确实是人群性格差异的一个因素，但它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而且目前已识别出的常见变异对个人的预测能力很弱。15

性格不是写在基因里的固定剧本。遗传学研究擅长回答的是“在足够大的群体中，哪些遗传差异与平均趋势相关”，而不是“这个人的DNA决定了他是谁”。要理解一个具体的人，仍然需要考虑成长经历、社会关系、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持续发生的人生事件。

这项迄今规模最大的性格遗传学研究，最重要的结论并不是“DNA决定性格”，而是：性格具有高度的多基因特征。研究发现，约1260个常见DNA变异与“大五人格”存在统计关联，但每个变异的影响都极其微小。15

换句话说，遗传学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大规模人群中的性格差异，却不能把一个人的基因数据当作性格测试，更不能据此断言某人一定外向、焦虑、严谨或富有开放精神。

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研究团队汇总了46个研究队列的数据，样本规模约为61.1万人至114万人，涵盖具有欧洲样和非洲样遗传祖源的参与者。研究者将数百万个DNA标记与问卷测量得到的“大五人格”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1

“大五人格”通常包括五个相对稳定的维度：

• 开放性：对新鲜体验、想象力和新观念的接受程度；
• 尽责性：自律、条理性和责任感；
• 外向性：社交活跃度和寻求刺激的倾向；
• 宜人性：合作、信任和亲和倾向；
• 神经质：更容易体验焦虑、压力或负面情绪的倾向。

研究识别出1257个独立的“主要”遗传变异，其中823个此前尚未被报告。新闻报道中通常将这一数字四舍五入为约1260个。14

变异数量很多，但单个影响非常小

研究显示，这些常见遗传变异合计只能解释各项人格特质约4.8%至9.3%的观测差异。如果在统计上校正人格测量本身的不可靠性，估计值会上升至10.5%至16.2%。1

这里的“解释比例”描述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差异，并不意味着某个人的性格有相应比例是由DNA直接决定的。人格问卷存在测量误差，而人的成长经历、社会环境、教育、生活事件以及其他尚未捕捉到的遗传因素，也都会发挥作用。

研究没有发现所谓“外向基因”“焦虑基因”或“尽责基因”。单个变异对人格分数的可检测影响小到无法在个人层面感知；只有把大量变异的微小效应合并起来，研究者才可能在人群中观察到较稳定的统计模式。15

对个人的预测能力不足4%

研究者还利用多基因指数（PGI）——即将许多遗传变异的统计效应合并形成的评分——在独立样本中进行预测。结果显示，这些评分对个人性格差异的解释比例低于约4%。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超大样本中发现遗传关联”，不等于“可以根据DNA准确读出一个人的性格”。发现阶段的统计结果与在新样本中的预测表现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原因包括人格测量的局限、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以及遗传效应跨人群转移时面临的困难。

因此，基因检测报告不能可靠地告诉你适合什么职业、是否天生适合社交，或未来一定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研究结果也不支持用遗传信息给个人贴标签、排序或作出诊断。15

为什么研究者认为这不只是“家庭环境造成的”？

相关遗传效应在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测量工具中表现出较高一致性；无论人格由参与者自评，还是由熟悉他们的人进行评价，结果也较为稳定。1

这种跨地区、跨评价者的重复出现，使“所有关联都只是因为家人共同生活、接受了相同教养”的简单解释变得不太充分。研究还使用了家庭内部比较等方法，以进一步检验家庭背景等混杂因素的影响。1

不过，这些分析仍然只能支持统计关联，不能证明某个具体DNA变异直接导致某种性格。遗传关联可能通过重叠的生物机制、行为差异、社会过程以及“基因—环境相关”等途径形成。

性格遗传信号还与哪些人生结果有关？

研究者报告称，大五人格相关的遗传信号与多个生活领域存在遗传相关性，包括：18

•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与寿命相关的结果；
• 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或职业发展路径；
• 新冠感染易感性或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指标；3
• 居住地和社区选择模式。

例如，性格相关的遗传差异可能与人们更倾向进入或长期留在某些社会环境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性格基因会导致疾病、学历、职业或居住地”。遗传相关反映的是共享的统计遗传影响，可能同时受到生物学、行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选择的作用，不能被解读为单向因果链。1

研究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最稳妥的理解是：DNA变异确实是人群性格差异的一个因素，但它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而且目前已识别出的常见变异对个人的预测能力很弱。15

性格不是写在基因里的固定剧本。遗传学研究擅长回答的是“在足够大的群体中，哪些遗传差异与平均趋势相关”，而不是“这个人的DNA决定了他是谁”。要理解一个具体的人，仍然需要考虑成长经历、社会关系、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持续发生的人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