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议表面上围绕人员、头衔和办公地点，深层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贝尔实验室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研究机构？

前负责人马库斯·韦尔登认为，诺基亚正在削弱贝尔实验室长期以来的研究文化；诺基亚则认为，这是一次面向人工智能和下一代网络的战略重塑，而不是对研究工作的放弃。34

韦尔登质疑：研究规模和机构记忆都在消失

韦尔登曾于 2013 年至 2021 年担任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并兼任诺基亚企业首席技术官。712他近日在领英发文称，自己离任时贝尔实验室拥有超过 1,200 名研发人员，如今规模可能已降至约 600 人。他将这一变化称为“令人震惊且史无前例”。34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人数对比来自韦尔登的估算，诺基亚并未在现有材料中公开确认相关数字。34

韦尔登关注的不只是裁员。他还批评诺基亚取消了实验室负责人沿用逾百年的“总裁”头衔，并移除了纪念历任贝尔实验室负责人的铭牌。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现任管理层正在淡化，甚至“抹去”贝尔实验室的历史。16

为什么一个头衔和几块铭牌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

对韦尔登而言，贝尔实验室并不只是诺基亚旗下的普通研发部门。它的独特价值在于，物理学家、数学家、软件研究人员和网络工程师能够在相对长期、跨学科的环境中研究尚未立刻商业化的问题。

贝尔实验室的历史贡献包括晶体管、激光、信息论、Unix 以及 C/C++ 等技术和理论成果。915韦尔登的观点是，人工智能时代并没有让这种研究模式过时，反而让跨学科基础研究更加重要。AI 所依赖的计算、通信、数学和物理能力，本身就需要较长时间尺度才能积累。

因此，在他看来，人员减少、领导职务名称变化和历史铭牌被移除并非彼此孤立的行政决定，而是贝尔实验室制度属性逐步被削弱的迹象。

诺基亚的回应：不是告别贝尔实验室，而是进入 AI 新篇章

诺基亚否认自己正在贬低贝尔实验室的价值。公司表示，诺基亚贝尔实验室仍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使命是把世界级研究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能够推动行业发展的技术。3

诺基亚近期任命古鲁·帕鲁卡尔负责贝尔实验室，也被公司视为研究方向转型的一部分。诺基亚称，在帕鲁卡尔领导下，实验室将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突破性科学技术展开工作。37

换句话说，诺基亚的叙事是“转向”，而不是“撤退”：研究重点将更加集中于 AI、无线网络和 5G/6G 技术，并更快地与产品和商业应用衔接。

搬离 Murray Hill：设施调整还是机构收缩？

计划中的办公地点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分歧。诺基亚计划在 2028 年前将贝尔实验室从新泽西州历史悠久的 Murray Hill 园区迁往 New Brunswick 的新研发设施。

从诺基亚的角度看，这可以被解释为办公设施和研发资源的重新布局。但在韦尔登看来，如果把迁址与人员规模、负责人头衔以及历史铭牌的变化放在一起看，它们就构成了贝尔实验室持续收缩的整体图景。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迁往 New Brunswick 本身一定会降低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能力。真正的关键在于：新设施能否保留足够的研究规模、学科多样性和长期自主性，而不仅仅是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诺基亚为何押注英伟达 GPU 和 AI-RAN？

贝尔实验室之争，也发生在诺基亚整体技术战略转向的背景下。

诺基亚已将未来无线接入网（RAN）的重要方向押在 GPU 加速和 AI-RAN 上。英伟达对诺基亚投资 10 亿美元后，诺基亚宣布计划让未来的 RAN 软件运行在英伟达 CUDA 平台上，并将 GPU 纳入未来 5G 和 6G 产品。过渡阶段，这些方案将与现有定制硬件并存。

这意味着诺基亚正在逐步减少对长期合作伙伴 Marvell 定制芯片的依赖，并转向更具可编程性的 GPU 和通用计算生态。相比之下，爱立信仍坚持投入自主设计的定制 ASIC，并不认为 GPU 是 AI-RAN 或 6G 的必需组成部分。12

这一战略可能带来几项优势：网络设备更容易升级，AI 功能部署速度更快，也能借助英伟达成熟的软件和开发者生态。但它同样可能让诺基亚更加依赖外部平台，并把研究资源集中到近期和中期的产品整合上。

这正是韦尔登担忧的地方：如果贝尔实验室越来越围绕具体产品路线图开展工作，独立、开放、长期的基础研究空间可能被压缩。诺基亚则会回应说，AI-RAN 和 6G 本身就是前沿研究课题，面向产品并不等于缺乏技术挑战。

中国研发重组也加深了“收缩”印象

诺基亚同时在进行范围较大的组织和地域调整。公司已确认将在 2026 年底前结束杭州无线技术研发中心的运营，预计影响约 1,600 个岗位。

其他报道称，北京、成都、青岛和上海等地的业务也可能受到同一轮重组影响，但诺基亚尚未确认所有相关变化。因此，将其直接概括为“全面退出中国”仍需谨慎；现有证据更明确支持的判断是，诺基亚正在大幅缩减其在中国的研发和运营布局。

当一家企业一边提高对 AI、云计算和下一代网络的技术投入，一边关闭部分地区的研发设施、增加重组支出时，外界自然会产生“资源正在重新集中”的印象。问题在于，集中之后的资源，究竟会支持更强的前沿研究，还是主要用于更快推出商业产品。

真正的分歧：贝尔实验室应该守住什么？

双方其实都承认，贝尔实验室必须与人工智能时代保持关联。分歧在于“保持关联”的方式不同：

• 韦尔登的模式：恢复足够的人员规模，保持机构自主性、历史连续性和物理学、数学、软件、网络等多学科协作能力；
• 诺基亚的模式：围绕 AI、AI-RAN 和 6G 集中研究力量，并更快将成果转化为可部署、可销售的产品。

因此，这不只是一次前高管与老东家的公开争执，也是一场关于企业研究机构如何生存的路线之争。贝尔实验室的未来，最终可能取决于诺基亚能否证明：一个更精简、更商业化、更加依赖 GPU 平台的研究组织，仍然能够保留孕育颠覆性基础创新所需的时间、空间和自由度。

这场争议表面上围绕人员、头衔和办公地点，深层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贝尔实验室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研究机构？

前负责人马库斯·韦尔登认为，诺基亚正在削弱贝尔实验室长期以来的研究文化；诺基亚则认为，这是一次面向人工智能和下一代网络的战略重塑，而不是对研究工作的放弃。34

韦尔登质疑：研究规模和机构记忆都在消失

韦尔登曾于 2013 年至 2021 年担任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并兼任诺基亚企业首席技术官。712他近日在领英发文称，自己离任时贝尔实验室拥有超过 1,200 名研发人员，如今规模可能已降至约 600 人。他将这一变化称为“令人震惊且史无前例”。34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人数对比来自韦尔登的估算，诺基亚并未在现有材料中公开确认相关数字。34

韦尔登关注的不只是裁员。他还批评诺基亚取消了实验室负责人沿用逾百年的“总裁”头衔，并移除了纪念历任贝尔实验室负责人的铭牌。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现任管理层正在淡化，甚至“抹去”贝尔实验室的历史。16

为什么一个头衔和几块铭牌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

对韦尔登而言，贝尔实验室并不只是诺基亚旗下的普通研发部门。它的独特价值在于，物理学家、数学家、软件研究人员和网络工程师能够在相对长期、跨学科的环境中研究尚未立刻商业化的问题。

贝尔实验室的历史贡献包括晶体管、激光、信息论、Unix 以及 C/C++ 等技术和理论成果。915韦尔登的观点是，人工智能时代并没有让这种研究模式过时，反而让跨学科基础研究更加重要。AI 所依赖的计算、通信、数学和物理能力，本身就需要较长时间尺度才能积累。

因此，在他看来，人员减少、领导职务名称变化和历史铭牌被移除并非彼此孤立的行政决定，而是贝尔实验室制度属性逐步被削弱的迹象。

诺基亚的回应：不是告别贝尔实验室，而是进入 AI 新篇章

诺基亚否认自己正在贬低贝尔实验室的价值。公司表示，诺基亚贝尔实验室仍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使命是把世界级研究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能够推动行业发展的技术。3

诺基亚近期任命古鲁·帕鲁卡尔负责贝尔实验室，也被公司视为研究方向转型的一部分。诺基亚称，在帕鲁卡尔领导下，实验室将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突破性科学技术展开工作。37

换句话说，诺基亚的叙事是“转向”，而不是“撤退”：研究重点将更加集中于 AI、无线网络和 5G/6G 技术，并更快地与产品和商业应用衔接。

搬离 Murray Hill：设施调整还是机构收缩？

计划中的办公地点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分歧。诺基亚计划在 2028 年前将贝尔实验室从新泽西州历史悠久的 Murray Hill 园区迁往 New Brunswick 的新研发设施。

从诺基亚的角度看，这可以被解释为办公设施和研发资源的重新布局。但在韦尔登看来，如果把迁址与人员规模、负责人头衔以及历史铭牌的变化放在一起看，它们就构成了贝尔实验室持续收缩的整体图景。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迁往 New Brunswick 本身一定会降低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能力。真正的关键在于：新设施能否保留足够的研究规模、学科多样性和长期自主性，而不仅仅是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诺基亚为何押注英伟达 GPU 和 AI-RAN？

贝尔实验室之争，也发生在诺基亚整体技术战略转向的背景下。

诺基亚已将未来无线接入网（RAN）的重要方向押在 GPU 加速和 AI-RAN 上。英伟达对诺基亚投资 10 亿美元后，诺基亚宣布计划让未来的 RAN 软件运行在英伟达 CUDA 平台上，并将 GPU 纳入未来 5G 和 6G 产品。过渡阶段，这些方案将与现有定制硬件并存。

这意味着诺基亚正在逐步减少对长期合作伙伴 Marvell 定制芯片的依赖，并转向更具可编程性的 GPU 和通用计算生态。相比之下，爱立信仍坚持投入自主设计的定制 ASIC，并不认为 GPU 是 AI-RAN 或 6G 的必需组成部分。12

这一战略可能带来几项优势：网络设备更容易升级，AI 功能部署速度更快，也能借助英伟达成熟的软件和开发者生态。但它同样可能让诺基亚更加依赖外部平台，并把研究资源集中到近期和中期的产品整合上。

这正是韦尔登担忧的地方：如果贝尔实验室越来越围绕具体产品路线图开展工作，独立、开放、长期的基础研究空间可能被压缩。诺基亚则会回应说，AI-RAN 和 6G 本身就是前沿研究课题，面向产品并不等于缺乏技术挑战。

中国研发重组也加深了“收缩”印象

诺基亚同时在进行范围较大的组织和地域调整。公司已确认将在 2026 年底前结束杭州无线技术研发中心的运营，预计影响约 1,600 个岗位。

其他报道称，北京、成都、青岛和上海等地的业务也可能受到同一轮重组影响，但诺基亚尚未确认所有相关变化。因此，将其直接概括为“全面退出中国”仍需谨慎；现有证据更明确支持的判断是，诺基亚正在大幅缩减其在中国的研发和运营布局。

当一家企业一边提高对 AI、云计算和下一代网络的技术投入，一边关闭部分地区的研发设施、增加重组支出时，外界自然会产生“资源正在重新集中”的印象。问题在于，集中之后的资源，究竟会支持更强的前沿研究，还是主要用于更快推出商业产品。

真正的分歧：贝尔实验室应该守住什么？

双方其实都承认，贝尔实验室必须与人工智能时代保持关联。分歧在于“保持关联”的方式不同：

• 韦尔登的模式：恢复足够的人员规模，保持机构自主性、历史连续性和物理学、数学、软件、网络等多学科协作能力；
• 诺基亚的模式：围绕 AI、AI-RAN 和 6G 集中研究力量，并更快将成果转化为可部署、可销售的产品。

因此，这不只是一次前高管与老东家的公开争执，也是一场关于企业研究机构如何生存的路线之争。贝尔实验室的未来，最终可能取决于诺基亚能否证明：一个更精简、更商业化、更加依赖 GPU 平台的研究组织，仍然能够保留孕育颠覆性基础创新所需的时间、空间和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