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改变了油市的权力逻辑
这场持续约半年的美以对伊朗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受阻,正在颠覆传统的石油市场秩序。
过去,市场通常首先关注欧佩克+——即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合作伙伴——是否增产或减产。如今,欧佩克+依然控制着大量地下资源,却越来越难把“生产决定”变成客户真正能够收到的出口货物。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大幅减少采购,成为短期内最具影响力的需求调节者;美国的库存水平和应急政策工具也获得了更大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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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失去的是“操作能力”
根据基于国际能源署数据的计算,欧佩克+占全球石油产量的比重,已从战前的逾48%降至2026年7月约40%。其中,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核心七国,合计仅占全球产量约四分之一。阿联酋于5月退出欧佩克,约可解释这一下降中的4至5个百分点,但这并非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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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物流和基础设施:当海湾原油无法稳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买家时,即使欧佩克+宣布提高产量目标,新增原油也未必能成为全球市场可用的出口供应。产量占比下降因此不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变化,也削弱了该联盟实际调节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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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9年相比,影响力为何大幅缩水?
2019年,欧佩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仍能较为可信地收紧或放松实际交付量。其闲置产能也意味着,市场相信该联盟可以在供应过剩或短缺时发挥“水龙头”作用。
2026年的情况完全不同。欧佩克+自3月以来曾六次宣布增产,但受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受限、能源设施受损和运输成本上升影响,配额政策与实际海运供应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打断。换言之,产油国可以宣布增产,却不一定能把原油送到需要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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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了新的“摆动需求中心”
石油市场通常把能够迅速增产或减产、从而平衡供需的生产者称为“摆动生产者”。2026年,受出口通道受阻影响,欧佩克+难以继续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则通过调节进口和炼油需求,成为事实上的“摆动需求中心”。
路透社计算显示,战争以来,中国较上年同期少购买约4亿桶原油。这个规模足以抵消相当一部分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后方的供应,从需求端缓冲了供应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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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高峰期,约有1300万桶/日的供应被困在海峡后方。尽管这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供应中断,布伦特原油价格仍没有持续失控:油价从战前约每桶72美元升至3月约118美元的高点,随后在7月初回落至接近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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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非只是“少买一点油”
中国的影响力来自一系列相互配合的政策和市场变化:
- 原油进口量大幅下降;
- 炼厂降低原油加工量;
- 对燃料出口实施限制;
- 在供应紧张时动用库存;
- 电动车加速普及,减少交通部门对汽油和柴油的需求。
中国6月原油进口量为712万桶/日,同比下降41.3%;炼厂加工量降至1247万桶/日,同比下降17.7%,为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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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减轻了有限可运油船货物的竞争压力。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简单地退出市场,而是在进口、炼化、库存和成品油出口多个环节同时降低对国际原油的需求。
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反转
战争前,中国持续增加的采购和战略储备曾是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有估算认为,中国一度可能贡献了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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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这个最大的边际买家突然收缩采购,卖方面临的需求损失就足以抵消相当一部分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进口决定如今不仅反映国内经济状况,也直接影响全球油价上限。
7月反弹,不等于市场恢复正常
夏季短暂停火一度使部分航运能力恢复,中国来自海湾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大致翻倍,7月总原油进口量升至841万桶/日,高于6月接近十年低点的712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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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更像一次受限条件下的反弹,而不是需求全面复苏。7月中国原油供应增加,部分原因是炼厂加工疲软抵消了进口下降,库存还增加了约21万桶/日;5月和6月,中国则曾动用库存来应对供应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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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口回升并不意味着消费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若航运安全风险重新升高,且燃料出口限制、低炼厂开工率和电动车增长等因素延续,中国进口量可能再次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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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阶段:市场更易波动,但未必重新由产油国主导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长期持续,海湾出口国将继续受到“有油但难以出口”的约束。届时,中国的采购节奏、战略库存释放、炼厂政策和燃料出口安排,都会成为油市的重要变量。
美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美国柴油等馏分油库存处于创纪录低位,意味着柴油和航空燃油供应一旦紧张,可能迅速放大价格压力。华盛顿因此拥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战略库存释放、制裁、外交行动及国内供应政策影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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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取代欧佩克+,也不意味着油价只会下跌。只要中国重新恢复大规模采购,或者成品油供应出现严重短缺,价格仍可能迅速转向上行。
但权力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市场中,产油国通过控制供应影响价格;在2026年的危机市场里,能够决定“买多少、炼多少、释放多少库存”的需求方和国家政策制定者,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定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