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uro Béjar的出庭证词,把Meta的产品设计、商业模式和最高层领导再次推到了这场奥克兰联邦审判的中心。
这名前Facebook工程主管及儿童安全问题批评者称,Meta长期将增长和用户参与度置于儿童安全与身心健康之上。与此同时,29个美国州指控Meta有意把Facebook和Instagram设计成能够持续吸引年轻用户的产品,并误导公众低估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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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内容目前仍属于诉讼中的指控和证人证词,并非已经生效的司法结论。Meta否认曾为牟利而有意让儿童对其平台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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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éjar如何描述扎克伯格与Meta文化
Béjar表示,Meta内部高度重视用户数量、使用时长和参与度等指标,而安全与福祉问题却很难真正推动产品变化。在他的描述中,马克·扎克伯格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关键人物:具有全公司影响的重大决策,最终取决于这位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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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责Meta忽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所受伤害的内部研究。Béjar形容,Meta在识别未成年用户方面近似采取“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的做法:与其可靠识别13岁以下用户,并据此采取相应措施,公司据称更倾向于避免掌握可能触发额外责任的信息。这仍是前员工的证词,而不是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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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éjar也批评Meta的“休息提醒”功能。在他看来,用户可以轻易关闭的弹窗,很难真正打断强迫性使用,也无法改变平台围绕参与度建立的激励机制。现有证据并未把这一工具是否有效确定为法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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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中还有一段个人经历。Béjar称,自己的十几岁女儿注册Instagram后,曾收到陌生人发来的性请求和私密身体部位照片。他将这段经历作为例证,说明年轻用户可能在平台上面临的骚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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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州究竟指控了什么
这起多州诉讼的核心指控主要集中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 容易形成依赖的产品设计: 各州称,Meta有意设计Facebook和Instagram来吸引年轻用户、延长使用时间,并增加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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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信息披露不足: 原告认为,Meta隐瞒或淡化了平台风险,并在儿童和青少年安全问题上误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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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伤害: 这些州指控Meta的产品造成或加剧了年轻人所经历的相关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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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数据问题: 各州还声称,Meta非法收集并使用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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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副总检察长Megan O’Neill在开庭陈述中将被指控的商业策略概括为四个英文单词:先“钩住”(hook)用户,再“留住”(hold)用户,接着“收割”(harvest)数据,最后向公众“隐藏”(hide)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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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审视的产品功能包括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个性化推荐系统。监管机构和原告认为,这些设计可能鼓励用户长时间使用,甚至形成强迫性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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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则反驳称,公司并没有为了利润而有意把儿童变成平台的“上瘾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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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 Davis的证词补充了什么
在Béjar作证后,陪审团听取了Meta研究员Elena Davis的录音证词。Davis宣读的一份研究报告称,Facebook可以通过产品改动,降低其“形成习惯的潜力”,并帮助用户打破自己并不想维持的使用习惯。
目前提供的报道没有明确说明Davis具体提出了哪项产品干预措施,也无法确认Meta最终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或公司对此作出了怎样的回应。
因此,这段证词的意义应当被准确限定在这里:它支持各州关于“Meta曾研究过如何让产品更不容易形成依赖”的论点,但这份研究在法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仍需由法院判断。
这场审判可能改变Facebook和Instagram什么
本案的8名陪审员承担的是咨询性陪审团角色,而不是作出最终具有约束力的裁决。法官Yvonne Gonzalez Rogers将决定Meta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认定Meta应负责,她还将决定是否处以民事罚款,或要求Facebook和Instagram进行产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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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寻求的救济措施可能触及平台的核心功能,包括改变公开显示“点赞”数量的方式,以及取消或调整无限滚动。如果Meta败诉,结果还可能影响数千起相关的青少年伤害诉讼,并进一步加大平台进行整体安全改造的压力。不过,在案件尚未结束之前,最终罚款金额和禁令范围都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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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案的核心并不只是判断一名前员工的说法是否有说服力。更大的问题是:以用户参与度为中心的产品设计、公司内部对年轻用户风险的了解,以及对外作出的安全承诺,结合起来是否构成违法行为?当平台最有价值的用户群体,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用户群体时,科技公司应承担怎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