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遇刺六个月后：伊朗权力如何转向革命卫队与安全机构

六个月后的伊朗：从“一人仲裁”转向安全机构主导

2026年2月28日，阿里·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打击中身亡。六个月后，伊朗的政治形态看起来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主要依赖一位最高领袖在各派之间进行最终仲裁，而更像一个由安全机构牵引的战时国家。

莫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上台为体制恢复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带来了家族和宗教意义上的延续性。但战争期间真正左右军事行动、国内安全与对美政策的，越来越多是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46

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完成稳定的权力重组。更准确地说，当前仍是一场没有最终裁判者的竞争：一边是需要通过协议缓解经济压力的政府和务实派官员，另一边是因战争而扩大权力的安全机构与强硬派。

瓦希迪执掌革命卫队，安全体系进一步前移

莫杰塔巴·哈梅内伊近期任命包括艾哈迈德·瓦希迪在内的高级安全与军事官员。瓦希迪被正式任命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则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这一人事安排的意义不只在于换了几位指挥官。革命卫队本来就拥有独立于常规军队的军事、情报和经济网络；在最高领袖遇刺、战争持续以及对美谈判反复受阻之后，它在国家战略中的分量进一步上升。

因此，伊朗总统府能够管理经济、外交和重建等事务，却未必能决定战争与国家安全政策。安全机构实际上划定了民选政府可以行动的边界。46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也在扩大。该委员会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条件，把海上通行、美国制裁、港口封锁和军事威胁放进同一套谈判框架，显示它已经成为连接军事行动与外交政策的重要枢纽。56

佩泽希齐扬为何反复强调“外交有革命传统依据”

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推动结束战争、恢复谈判，但他的政治空间受到明显限制。他援引阿里·哈梅内伊据称曾对与华盛顿开展外交持开放态度，目的不仅是表达个人立场，也是在为谈判寻找体制内部的合法性：谈判应被描述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向美国投降。4

但这条路线能否转化为正式协议，并不由总统单独决定。最高领袖、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革命卫队以及强硬派都拥有否决或拖延的能力。佩泽希齐扬7月底与莫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讨论军事事务和经济资源，也说明任何民用外交倡议最终都需要得到新最高领袖的认可。

换言之，佩泽希齐扬可以提出“结束战争”的政治论述，却很难绕过掌握武装力量和国家安全决策的机构。

经济压力正在制造谈判动力，但尚未改变强硬派立场

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对经济困难的警告，揭示了伊朗民用领导层面对的核心矛盾：战争、制裁、航运受限和被冻结的收入，正在持续增加国家与社会的成本。

美国曾在6月就部分对伊朗制裁给予60天豁免，使伊朗能够出售石油及相关产品并获得付款；但这一临时安排随后迅速瓦解，美国又在7月推出新的涉伊制裁。1215

经济恶化为谈判提供了现实理由，却没有自动带来妥协。强硬派认为，如果华盛顿不先作出重大承诺，伊朗让步只会削弱自身筹码。因此，同一组压力产生了两种相反结论：务实派认为应尽快达成协议，强硬派则认为必须先通过军事和政治施压换取更高回报。

60天停火窗口结束，霍尔木兹成为主战场

美伊双方原本利用一项临时安排争取60天时间，目标是把停火框架转化为更长期的和平协议，并处理核问题、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议题。但期限届满时，双方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也没有同意延长安排；双方还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或未落实协议内容。25

霍尔木兹海峡因此从一个航运问题变成了整个谈判的核心。伊朗方面表示，只有美国解除港口封锁、取消石油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并停止军事威胁，海峡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没有正在进行、也没有安排中的谈判，并坚持认为海峡处于开放状态。

这种相互矛盾的表述本身就反映出当前僵局：双方不仅对条件不同意，甚至对“协议是否已经开始实施”“海峡是否开放”都没有共同叙事。

伊朗的军事适应：从承受打击转向利用海上压力

战争初期，伊朗主要面对的是如何承受空袭并维持指挥体系；随着冲突延长，军事战略逐渐加入更主动的海上施压。伊朗官员警告，如果临时协议得不到落实，德黑兰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地区升级行动，甚至转向“全面进攻”姿态。17

油轮遇袭和航运受扰也促使美国追加制裁。15这让革命卫队的海军、导弹以及非对称作战能力获得了超出其单纯军事用途的战略权重：它们既是战争工具，也是谈判筹码。

对革命卫队而言，控制海上风险意味着能够影响石油出口、全球航运和美国盟友的成本；对伊朗政府而言，这种工具又可能加剧制裁和经济孤立。军事施压由此既能提升谈判杠杆，也可能压缩谈判空间。

真正的矛盾：战争强化安全机构，也在消耗国家承受力

持续战争在制度层面强化了革命卫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使非常时期的安全决策更容易压过总统和议会的经济、外交考量。强硬派也可以把妥协描述为投降，把任何让步都与政权生存联系起来。

但战争的另一面同样清晰：制裁、航运受限和收入减少正在损害经济，并增加社会不稳定风险。佩泽希齐扬、加利巴夫以及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因而有更强动机争取制裁缓解和持久停火。

这构成了后哈梅内伊时代最关键的权力悖论：冲突越久，安全机构越有制度理由扩大控制；但冲突越久，民用领导层越难承受经济代价，也越需要外交突破。

因此，伊朗眼下最可能面对的并不是清晰的和平或立即的全面升级，而是一种由安全机构管理的长期僵局：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被用来替代缺乏共识的政治解决方案，谈判则继续受制于革命卫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最高领袖之间尚未稳定的权力关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