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智能眼镜为何在英美德面临禁令与法律审查？

与此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提出的2027财年预算包括750万美元，用于开发具备实时生物识别能力的智能眼镜操作原型，供ICE外勤人员使用。该项目仍处于研发和预算提案阶段，现有资料不能证明它已经部署。

这形成了一个鲜明区别：政府担心的是个人携带的消费级设备缺乏官方控制、记录流程和证据保管链，却在探索由机构统一管理的生物识别设备。但这种区别并没有消除公民自由方面的疑问。政府配发的人脸识别眼镜同样可能引发关于识别准确率、监督机制、数据保存期限以及被识别者权利的争论。

德国：HateAid将争议升级为刑事投诉

在德国，数字权利组织HateAid于8月12日对Meta、Ray-Ban和Oakley相关实体，以及销售这些眼镜的数家零售商提起刑事投诉。HateAid认为，这类产品外观像普通眼镜，却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录音录像，可能触及德国针对伪装成日常物品、用于秘密记录他人的设备所设立的限制。

HateAid要求禁止Wayfarer Gen 2型号销售，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设计”要求，确保人们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

需要注意的是，刑事投诉只是指控和请求调查，并不等于已经定罪、法院已经作出最终裁决，也不代表德国目前已经全面禁止销售这些眼镜。德国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针对的不只是佩戴者如何使用设备，还进一步质疑产品本身的设计与销售。

Meta否认相关前提，表示这些眼镜已于2022年获得德国监管机构批准，并从设计之初就加入了隐私保护措施。 双方立场的分歧，集中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当摄像头被装进看似普通的眼镜时，明显的录制指示灯和其他保护措施，是否足以让旁人真正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被记录。

人脸识别让问题超越“是否偷拍”

有关Meta眼镜配套应用中存在人脸识别代码的报道，以及一项描述能够识别人和分析场景的智能摄像头专利曝光后，争议进一步升温。专利只能说明企业曾考虑某种技术设计，并不能证明该功能已经出现在当前消费级产品中。

电子前沿基金会（EFF）表示，其通过静态分析确认了人脸识别代码的存在；该组织随后称，在受到公众关注后，Meta在后续应用更新中移除了尚未启用的人脸识别代码。

即便某项功能处于休眠状态或后来被移除，批评者仍认为它值得关注，因为它改变了摄像头的潜在用途。普通录制会形成一套视觉档案；自动识别则可能把档案进一步连接到姓名、个人资料或其他身份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数字权利倡导者认为，问题不只是秘密摄影，而是监控和“实际匿名”正在被削弱：人们即使身处公共空间，也未必同意自己被拍下、识别并纳入可检索的数据系统。

销量快速增长，让治理压力更大

争议发生之际，Meta的智能眼镜业务正在迅速扩大。镜片制造商依视路陆逊梯卡（EssilorLuxottica）报告称，2025年AI眼镜销量超过700万副，而2023年和2024年合计约为200万副。

当设备数量达到这一规模，即便只有很小比例的用户存在恶意或粗心使用，也可能影响大量人群。随着摄像头眼镜越来越常见，社会也越来越难把它视为一种罕见例外。

公众面对的实际问题因此变成：在影院、餐厅、工作场所或街道上，人们是否必须默认，任何一副外观普通的眼镜都可能正在记录自己？

尚未解决的政策难题

英国、美国和德国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个设计难题：机构希望保留禁止拍摄的空间，保护机密信息，也希望人们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行动而不被逐一识别。智能眼镜因为具备可穿戴、可移动且不易辨认的摄像能力，使这些原本依赖社会规范和现场管理的期待变得更难执行。

因此，目前出现的主要是务实型措施，而不是一套完整的全球监管框架：在入口处限制眼镜，把它们视为职场中的摄像设备，或依据针对秘密记录装置的法律挑战其销售。

这些办法是否足够，最终取决于产品能否让录制行为真正清晰可见，能否限制后续的身份识别，并为被拍摄者提供有意义的保护。仅仅依赖佩戴者自觉，可能无法解决摄像头被装进普通眼镜后所产生的责任与权力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