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巨头”通常指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Meta和特斯拉。欧洲投资者还可能通过指数基金、养老金和保险产品间接持有这些股票,因此风险并不只集中在直接买入个股的投资者身上。
如果美国科技股出现剧烈抛售,欧元区可能通过两条渠道受到影响:一是投资者资产直接缩水,二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减弱、融资条件恶化。欧洲即使不是这轮科技股上涨的主要市场,也可能因为全球资金流动和资产配置联系而受到冲击。
Shiller CAPE,也称周期调整市盈率,是用标普500指数价格除以过去10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收益。它试图平滑经济周期造成的盈利波动,用来观察市场相对于长期盈利水平是否昂贵。
另一个信号来自投资规模。高盛研究称,美国科技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上世纪90年代峰值,主要云计算和计算基础设施企业对2026年的支出计划也明显上调。这意味着市场不仅在重新估值科技公司,企业也在以极快速度建设数据中心、芯片和算力基础设施。
现有材料显示,美联储工作人员确实认为资产估值压力处于较高水平:公开股票市盈率位于历史分布的高端,部分原因是市场预期科技企业将实现强劲盈利增长,同时投资者风险偏好较高。
但目前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美联储本身发布了题述中的所有精确数字,例如Shiller CAPE为41.4、标普500指数收于7798.99点并在2026年上涨14%,或科技投资超过90年代GDP峰值。CAPE、投资占GDP比例及指数点位,主要来自市场数据和研究机构分析;“回调很可能发生”这一明确判断则来自欧洲央行经济学家的博客。
因此,更准确的概括是:美联储关注高估值和人工智能投资融资可能带来的资产价格风险;欧洲央行则进一步明确警告,历史经验表明当前估值回调具有较大可能性。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债务融资。高盛研究估计,2026年以来人工智能相关债务发行规模已接近5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此前预计,全年规模可能接近5700亿美元。
路透社还报道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借款已接近投资级债券发行量的15%。银行和企业因此开始采用更加复杂的融资方式,为数据中心、芯片供应链和算力项目筹集资金。
问题不一定是大型科技公司立刻无法偿债。许多大型科技企业拥有可观的收入、利润、现金流和较强的资产负债表。真正需要关注的是:
租赁、特殊目的实体、私募信贷、基础设施基金和资产支持融资,都可能让资金来源分散到大型科技公司公开资产负债表之外。这样做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违规或危机,但会使外界更难判断:
这让人联想到互联网泡沫时期“风险看似局部、后来却扩散”的经历。不过,这只是风险结构上的比较,并不意味着今天的融资安排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完全相同。如今大型科技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明显更强,因此更可能出现较长时间的估值压缩——股价回报等待盈利增长追上估值——而不是所有公司同时崩溃。
“泡沫破裂”并不是唯一情景。由于当前头部科技企业普遍拥有真实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市场也可能经历一个较长的“泄气”过程:企业盈利继续增长,但股价多年不涨,最终让估值逐步回到更合理的水平。
然而,强劲的当期盈利并不能消除风险。只要资本开支增长速度超过人工智能商业化和现金流回收速度,企业就可能面临回报率下降、债务服务压力上升和投资者重新评估的问题。
一次剧烈的美国科技股抛售,可能通过多个环节传导:
这场争论的关键并非“人工智能是骗局”还是“人工智能将改变世界”。更现实的问题是:市场当前的价格,是否已经要求人工智能在未来多年持续实现极高的盈利增长;企业当前的投资和借债,是否能在现金流兑现前被资本市场持续承受。
因此,最可能的风险并不一定是人工智能产业突然消失,而是估值、资本开支和债务融资同时降温,进而把一次科技股调整演变成更广泛的信心、信贷和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