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进口账单的构成。日本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13.7%,但采购金额却增长59.3%,以日元计算的单位成本创下纪录。 另据海关清关数据,6月原油进口价格达到每千升117,684日元,为可比记录自1979年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正是到岸成本危机的典型表现:进口的原油更少了,但在价格、汇率和物流成本同时不利的情况下,账单反而大幅增加。
压力也并非只停留在能源行业。Oilprice.com援引一项调查称,约90%的日本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在对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原油和成品油价格上升,会同时影响运输企业、公用事业、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家庭。
距离海湾更远的国家,即使不直接依赖霍尔木兹原油,也可能感受到这场冲击。以澳大利亚为例,进口成品油、亚洲炼厂定价、航运费用和汇率变化,都可能推高国内燃料成本,即使当地加油站仍然有货可售。
这一区别对政策制定和企业规划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可以避免燃料配给,却仍然面对更高的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和货运价格。随后,成本还可能传导至农业、建筑、公路运输和零售业。
因此,有货可买并不等于价格负担得起,更不等于价格稳定。
具体影响取决于库存水平、炼油能力、长期合同结构、汇率以及替代供应商的可获得性。现有证据支持一条清晰的成本传导机制,但并不能据此推导出每个下游经济体都会出现同样的通胀结果。
这些措施很有价值,但本质上是临时性的。储备会在消耗中减少;远距离供应商需要更长运输时间,也可能与其他买家争夺同一批船舶。替代航线还会遇到自身的港口和管道能力限制,而只要海峡仍不安全,保险与安保费用就难以恢复正常。
即使达成外交协议,或海峡部分重新开放,航运也不会立刻回到战前状态。7月的一项评估指出,水雷清除、战争险价格和航运业信心,仍会影响油轮交通的恢复。 集装箱航运数据同样显示,即便以最乐观的重新开放情景估算,全球海运供应网络完全修复仍可能需要数月。
霍尔木兹危机说明,能源安全并不是“有供应”或“没供应”这么简单。一条供应链可以避免彻底断供,却仍因替代货源更远、航程更长、保险更贵而遭受重大的经济冲击。
对市场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因此不只是布伦特报价,也不只是市场上有多少桶原油,而是能源和商品从产地运到买方手中的全包到岸成本。
储备、供应商多元化和物流重构可以维持可获得性,却无法在关键海上咽喉仍然事实上关闭的情况下,完全复制一条成熟、短程且低风险的航线效率。
这正是霍尔木兹危机从油价危机演变为全球运输成本与通胀危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