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的依赖: 伙伴国将深度依赖美国控制的硬件供应链(尤其是英伟达和AMD的芯片)、美国云平台(AWS、Azure、GCP)以及美国的专有模型生态。它们必须接受美国出口管制对本国产AI发展的硬性约束,一旦政策协调出现摇摆,其技术获取等级就可能被调降 。这套系统形成了一个以安全为导向的AI访问等级体系。
核心架构: 中国的策略核心是通过机构建设和为全球南方提供能力来实现领导力,并将其包装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和“AI向善” 。其旗舰载体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于2026年7月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起,至今已吸引29个成员国
。WAICO总部设在上海,是全球首个专门从事AI合作与治理的政府间机构
。中国通过联合国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框架,大力推广其2023年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2025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方案》(一个13点路线图)
。
给伙伴国的“Offer”: 伙伴国可以获得中国AI模型(如DeepSeek、阿里巴巴的Qwen)、开源框架、数据中心建设融资、技术培训以及治理模板。中国强调“能力建设”、弥合“智能鸿沟”和包容性增长——尤其吸引那些觉得自己被美国分级体系排除在外的发展中国家 。WAICO为小国提供了一个正式的治理平台和发言权
。
产生的依赖: 依赖中国的AI基础设施、在国际机构中的中国标准制定者地位,以及中国设计的治理规范 。北京方面虽然在措辞上强调合作,但其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嵌入本国的技术标准和制度框架,从而形成与北京长期一致的格局
。伙伴国将变成中国主导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节点,系统中的规范、硬件供应和治理规则都源自北京。
核心架构: 中等强国(如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北欧国家,以及欧盟和东盟内的其他国家)正在开辟第三条道路,避免完全倒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它们不试图复制全套AI技术栈,而是专注于下游的专门化:应用层创新、监管、安全标准,以及在全球AI供应链中寻找特定的利基能力 。这是一条功能驱动、基于规则的道路,依托于多边论坛,例如联合国全球AI治理对话机制、欧盟《AI法案》框架、OECD的AI原则,以及拟议中的“全球前沿AI评估框架”等新倡议
。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学院将此称为“介于臣服与闭关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
给伙伴国的“Offer”: 监管上的可预测性、可互操作的治理标准、AI安全评估服务、专门的硬件或软件组件(例如,半导体设计中的利基领域、特定领域的模型),以及一个无需选边站队的中立外交空间 。欧盟《AI法案》提供了一个监管模板,许多中等强国正在采纳或效仿,它提供了一种“审慎优先”的治理方式,与美国“创新优先”和中国“实践优先”的模式截然不同 。中等强国还能为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倡议提供值得信赖的平台 。
产生的依赖: 与其他两条道路相比,其依赖关系更轻、也更分散。伙伴国仍然需要依赖来自美国或中国的前沿模型(在底层能力上,中等强国毕竟无法控制) 。然而,通过专注于应用层、监管和评估,中等强国减少了单一供应商锁定。主要风险在于,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侵蚀这条道路所依赖的开放技术生态,或者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限制会限制它们可获得的模型和硬件 。
| 维度 | 美国受控扩散 | 中国发展型多边主义 | 中间力量功能型道路 |
|---|---|---|---|
| 核心逻辑 | 控制前沿技术,有条件分享 | 建立机构,提供能力 | 监管、专业化、互联互通 |
| 主导者 | 美国政府、美国科技巨头 | 中国政府、国有关联企业 | 欧盟、OECD、联合国平台、中等强国联盟 |
| 提供物 | 顶尖芯片、云计算、先进模型 | 中国模型、融资、培训 | 监管模板、安全评估、利基技术 |
| 主要依赖 | 深厚:依赖美国供应链和出口管制 | 深厚:依赖中国的标准和基础设施 | 较浅:依赖开放生态的可用性 |
| 伙伴国风险 | 政策摇摆可能被切断技术获取 | 被锁定在中国规范和硬件生态中 | 超级大国对抗可能破坏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
理论上,这三种模式并非互斥——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参与多条道路。但在实践中,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正迫使各国做出更艰难的选择。美国模式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但要求紧密的盟友式配合。中国模式提供包容性成员资格和融资,但会引导伙伴走向北京的标准。中间力量道路提供更多自主权和较轻的依赖关系,但它依赖于一个开放的全球生态系统,而这个系统很容易被超级大国的竞争所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