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议最早由前剑桥研究员Nathan Cofnas公开放大,核心指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博士论文和期刊文章抄袭。 Cofnas声称在其作品中发现188个句子疑似从其他来源“洗稿”,其中包含从另一名学生博士论文中抄袭的段落。报道称,抄袭检测软件发现“许多段落仅经过极轻微编辑便被挪用,有时甚至保留了原文的校对错误”。Arday取得博士学位的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此前曾审查过其作品,结论是“未发现抄袭”。
虚假慈善募捐和极限耐力挑战声明。 Arday曾宣称,通过35天内跑完30场马拉松、3天跑300英里以及在跑步机上跑600英里等方式,为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500万英镑(约合4600万人民币)。但档案记录无法证实这一巨额数字。Arday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这些钱是20年来与其他人的共同成果,但因其签署了保密协议(NDA),无法透露具体名单。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则坚称自己的跑步记录真实可信,并反问:“我不能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没有人能为自己说过的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保留收据”。
虚假荣誉头衔。 据报道,多所大学表示没有Arday声称拥有的荣誉职位记录。
虚构出版书籍。 《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披露,Arday曾谎称自己出版过一本书。
猪头恐吓事件。 Arday曾在媒体采访中称,有人将一颗切下的猪头送到了他父母家中,以此恐吓他。此事是否属实受到质疑。伦敦警察厅证实,未能找到任何针对此事的调查记录。
Arday在公益法律组织“Good Law Project”网站上发布的声明中写道:
“怀着极度的悲痛,我写下这封辞呈,立即生效,辞去我在剑桥大学和耶稣学院的职务。当我接受这份非凡的荣誉,成为剑桥的社会学教授时,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职业特权。但自任命以来的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被无情地置于公众的审视和人身攻击之下……当个人代价变得过于沉重时,便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为了我自己的福祉,为了我的家人,也为了那些在此艰难时期始终支持我的人,我得出结论,结束这一章的唯一方法就是抽身离去。但这并非我工作的终点。当时机成熟,我会回来的。”
他表示,辞职不应被解读为其接受了“围绕我的那些叙事”。
该事件中最不寻常的维度之一,涉及《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记者Jack Grove。Grove耗时数月,制作了一份长达63页的档案,详细记录了Arday作品中的涉嫌抄袭内容。2025年9月,他向Arday发送了一系列正式提问后,Arday的律师团队——英国著名的诽谤律师事务所Carter-Ruck——向警方投诉,指控Grove“骚扰”。
苏格兰场对Grove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调查,并告诫他停止联系Arday。关键的是,当警方最终告知Grove此事已结案时,他们表示Grove已四个月未给Arday发邮件——他最后一次联系正是2025年9月的那封提问邮件。Arday的律师还指控Grove的行为是“带有种族动机的骚扰”。
此外,《泰晤士高等教育》主编Chris Havergal在收到Carter-Ruck的威胁信后,撤下了Grove的调查报道。这位主编后来表示,他“认为我们的调查在新闻和编辑层面都是站得住脚的”,但拒绝对编辑决策做更多评论。整个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新闻自由担忧,批评者认为,Arday利用警察投诉和诽谤威胁来压制新闻界的监督。
Arday的回忆录《伟大与不幸之事》(Great and Unfortunate Things,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原定于2026年8月晚些时候出版。他的辞职可能会推迟或停止其发行。Arday表示自己需要“时间疗伤”,并计划重返学术界,但未给出具体时间表。目前尚不清楚剑桥大学的调查是否会因Arday辞职而继续,还是就此终止。围绕苏格兰场调查记者Jack Grove的新闻自由辩论仍在继续,Grove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也持续面临关于被撤报道及警方介入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