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由《科学》(Science)杂志与科研诚信机构Retraction Watch联合发起的调查首次公开揭露了这一被掩盖的死亡事件 。此案被广泛与2018年的贺建奎(He Jiankui)丑闻相提并论——当年这位中国研究人员创造了全球首批基因编辑婴儿——并引发了要求对中国生物医学研究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的强烈呼声 。
“美”患有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神经发育障碍,会导致发育迟缓和认知障碍,但并非致命性疾病。她的病情被描述为轻微 。
2025年3月24日左右,她成为全球首个接受针对大脑的基因编辑治疗的患者。手术通过腰椎穿刺进行脊髓液注射,其中包含数万亿个携带CRISPR碱基编辑器的病毒载体,旨在纠正潜在的基因突变 。
几天之内,“美”开始发烧,停止排尿,并出现严重的血小板下降。院方后来将死因列为血栓性微血管病——即致命的微小血栓形成——由对病毒载体的严重免疫反应(细胞因子风暴)引发 。她在输注后大约七天死亡 。
“美”的父母,化名为“杰森”(Jason)和“琳达”(Linda),支付了超过86万美元来资助该疗法的开发与实施,这是一种“付费参与”的安排,在后续的《自然》论文中并未被披露 。据其家人称,医疗团队淡化了风险(包括死亡的可能性)。
最严重的违规行为涉及发表记录。2025年1月——在“美”去世之前——首席神经科学家仇子龙(Zilong Qiu)向《自然》杂志提交了一份手稿,描述了支撑人体试验的动物研究结果 。“美”去世后,该论文经过修订,于2026年2月在《自然》杂志(第651卷,第785–795页)上发表。论文中完全没有提及“美”、临床试验、她的死亡、家庭的财务贡献,以及灵长类动物研究中令人担忧的安全性信号 。
据报道,家人曾要求仇子龙在“美”去世后不要发表这篇论文 ,但仇子龙仍继续发表了。
该试验也从未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临床试验注册平台ClinicalTrials.gov或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进行注册 。它是在一个名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的框架下,在单一医院进行的。该框架仅需获得新华医院内部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而无需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即国家药物监管机构的批准 。
临床前的灵长类动物研究早已亮起严重的红灯。在与人体试验类似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中,4只接受相同治疗的猴子中有3只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不得不被实施安乐死 。这些结果在手术前并未充分告知“美”的父母 。
此外,给“美”使用的剂量超出了现有临床前数据所支持的范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危险信号,该试验还是在人类儿童身上进行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华医院的上级主管单位)于2026年7月26日宣布,已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并承诺根据调查结果采取“严肃处理” 。
截至2026年7月下旬,仇子龙尚未被停职或解除现有职务 。
当地区级卫生部门对新华医院处以约3600美元的罚款,理由是未能妥善监督该试验 。
此案与2018年丑闻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国研究人员都在既定的监管框架之外运作,优先考虑速度和声望而非患者安全,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声誉 。受访专家表示,这第二起重大基因编辑丑闻表明,当初允许贺建奎行事的系统性失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
此案加剧了国际伦理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对以下事项的强烈要求 :
在贺建奎事件发生不到十年后,这第二起丑闻进一步侵蚀了人们对中国生物医学监管体系的信任。国际期刊和监管机构未来很可能对中国基因治疗试验施加更严格的审查 。此案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框架的根本性质疑——该框架允许首次用于人体的脑部基因编辑实验在未获得国家监管批准的情况下进行 。
截至2026年7月下旬,仍有几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自然》杂志的论文会被撤稿或更正吗?除了大学内部调查外,仇子龙会面临职业上的进一步处罚吗?中国对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的监管体系会进行改革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吗?以及,对于那些绝望的家庭来说,或许最紧迫的问题是:在中国快速扩张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还有多少类似但未被报告的人体试验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