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其背后是复杂的性行为不端指控、程序规则的改动,以及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汗的罢免,究竟是一场正当的纪律处分,还是一场政治操弄,以保护手握ICC逮捕令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卡里姆·汗面临着与办公室一名女律师发生非自愿性关系的指控。这些指控最早于2024年5月浮出水面,而几乎同一时间,他宣布正在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和时任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汗本人始终否认所有不当行为。
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OIOS)对此进行了调查,并于2025年12月提交了报告。2026年3月,由ICC主席团任命的三名法官一致认定,OIOS的“事实调查结果并未确立汗的不当行为或失职”。但ICC的管理监督机构认为指控可信,并建议将其免职。
2026年6月8日,缔约国大会主席团秘密投票决定暂停汗的职务,并将此事提交给所有125个成员国审议。英国律师标准委员会也单独暂停了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执业资格。汗的法律团队坚称,此案“被政治化”,是针对他因追求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而发起的打击报复。
2026年7月2日,ICC执行局将投票程序从两阶段投票改为单次投票。据中东眼报道,此举“明显打破了自身规则”。新程序降低了罢免的程序门槛,并获得了执行局多数成员批准。汗的支持者认为,这一规则变更正是结果被精心策划的证据。批评者指出,将“不当行为认定”和“罢免决定”合并为一次性投票,使得成员国更难将事实问题(是否存在不当行为)与政治问题(是否应将其罢免)分开考虑。
针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是围绕汗被罢免争议的核心。2024年5月,汗宣布寻求逮捕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这与不当行为指控公开的时间几乎重合。2025年11月,以色列正式要求ICC撤销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理由是对汗的性行为不端指控应使其丧失处理此案的资格,并使逮捕令无效。在汗被罢免后,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一解职“揭露了真相”,并声称汗发出逮捕令是为了“转移对其自身指控的注意力”。
值得注意的是,汗的罢免并未自动取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逮捕令,这些逮捕令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然而,导致汗下台的政治和程序操作,加剧了外界对该过程被“武器化”以保护以色列领导人的指控。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于7月25日表示,汗被罢免“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联系到推翻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逮捕令的运动”。她指出,“汗的罢免与对抗内塔尼亚胡逮捕令的行动高度吻合”。这是联合国系统内高层人士最明确地指控该解职事件出于政治动机,旨在破坏对内塔尼亚胡案件的审理。
| 角色 | 立场 |
|---|---|
| ICC监督机构 | 指控可信,基于纪律原因建议罢免 |
| 卡里姆·汗及其团队 | 指控子虚乌有;案件因其追究内塔尼亚胡而被政治化 |
|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 | 解职出于政治动机,旨在破坏内塔尼亚胡案 |
|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 | 不当行为指控使汗和逮捕令失去公信力;罢免证实了以色列的立场 |
| 三名ICC法官(2026年3月) | OIOS的调查结果并未确立不当行为,证据不足 |
现有证据支持两种相互竞争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监督机构的结论和投票结果证明了一个正当的纪律处分程序已经完成。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该过程受到了操纵——尤其是在程序规则变更之后——以达到政治目的。规则变更本身并不能证明政治化,但它已成为批评者指责程序正义被牺牲以加速解雇汗的焦点。
汗的律师已承诺将通过所有可用的法律途径挑战这一结果,但评论人士指出,《罗马规约》并未为成员国的罢免投票提供明确的上诉途径。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逮捕令仍然有效,但其实际效力已因寻求逮捕令的检察官所引发的争议而大打折扣。ICC现在面临在内部深刻分裂和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下任命继任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