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评级在2026年7月14日至17日发布的报告和社交媒体帖子中明确表示,能源转型带来的关键矿产需求激增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并提升其战略重要性。 该机构认为,这一需求激增将为资源丰富的新兴市场创造一个从原材料开采“毕业”,进入更高价值的精炼和加工领域的重大机遇。 穆迪在其LinkedIn官方账号上总结道:“不断增长的需求将为资源丰富的新兴市场创造从采矿升级到精炼的机会。”
穆迪并未将这一机遇描述为轻而易举之事。报告指出了限制新兴市场快速抢占中下游价值的几大结构性壁垒:
印尼是新兴市场向关键矿产价值链上游攀登最清晰的案例,也是穆迪及相关来源最常提及的范例与警示。
出口禁令政策。 2020年1月,时任总统佐科·维多多禁止了镍原矿出口,强制要求所有镍矿必须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 这一“下游化”战略后来已扩展至铝土矿,政府已将15种大宗商品列为优先发展对象。
转型规模巨大。 成果是戏剧性的。镍生铁(NPI)冶炼厂从仅2座增长至超过44座,累计下游投资约400亿美元。 目前,印尼占全球NPI产量的54%,并拥有全球74%的NPI冶炼厂。 镍矿开采量大约增长了两倍,达到每年约200万吨。 镍的出口额从2020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68亿美元。 到2024年,加工镍的出口额已达到340亿美元,增长了十倍。
持续的增长势头。 2026年第一季度,矿产下游投资达到98万亿印尼盾,其中镍投资以41.5万亿印尼盾领先,其次是铜和铝土矿。 印尼目前掌握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精炼镍供应。
关键警示——中国控制。 独立评估普遍指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新增产能绝大多数由中国企业拥有和控制。中资企业建造了印尼超过90%的镍冶炼厂,控制了约75%(约800万吨)的精炼产能,且94%的镍铁出口值流向了中国。 一份关于印尼镍矿繁荣的案例研究报告直言不讳:“下游化战略旨在建设印尼的工业能力。但实际上,它是在印尼建设了由中国控制的产能。” 能源转型研究所的报告总结称,印尼在这场变革中实现了“有量无质”——它是全球最大的镍冶炼国(三级),但未能向二级加工和一级OEM制造环节迈进。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26年6月发布的关于关键矿产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为各方争夺加工产能提供了需求侧的背景。其中的核心数据触目惊心:
联合国本身也呼吁在关键矿产的全球竞赛中实现“公平竞争”,并指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新兴价值链的中心,但面临着仅承担环境成本而获益有限的巨大风险。
2025年10月,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与Appian Capital Advisory共同启动了一项10亿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加速新兴市场中关键矿产、金属及采矿相关项目的负责任开发。 IFC为该基金提供1亿美元的初始投资。 这是IFC在新兴市场的首个专属矿业投资工具,也是其首次与私人矿业股权专家合作。 该基金的成立明确回应了全球关键矿产短缺及供应链高度集中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仅靠私人资本无法弥合新兴市场的资金缺口。
证据表明,基础设施和融资缺口仍然是制约新兴市场向价值链上游攀登的硬性约束:
多个来源警告称,如果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持续的投资,资源丰富的国家将面临继续被困在价值链底端的风险:
穆迪在7月17日的“宏观观点”页面中指出,在国防、AI和可再生能源需求的推动下,各国正加速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链。 更广泛的背景是,美国及其盟友正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倡议,竞相减少对中国精炼能力的依赖。
国际能源署(IEA)的警告更为直接。2026年6月7日的一份投资者报告援引IEA的数据显示,中国控制着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约47%至87%的精炼产能,并估计控制了约94%的全球稀土磁材制造产能。 摩根大通全球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指出中国供应了全球91%的精炼稀土和92%的磁材。 IEA多次警告称,中国以外地区在新建精炼产能方面的投资远不能满足2030年和2050年的需求预期,这构成了结构性供应链集中风险。
穆迪2026年7月的报告为资源丰富的新兴市场指明了沿着关键矿产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机遇之窗。但这扇窗户正在收窄,其面临的主要制约包括:中国对中游精炼的压倒性控制、庞大的资金需求、长达数年的建设周期,以及外资可能“建产能不建能力”的潜在风险——印尼的镍矿故事正实时上演着这一切。机遇确实存在,但要抓住它,需要刻意的产业政策、大规模的国际化融资,以及直面那些数十年来将资源型国家牢牢锁在全球供应链底端的结构性壁垒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