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债市几乎纹丝不动。在此期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小幅走低至**1.81%**左右,而西方国家的收益率却在暴涨 。这种史无前例的“脱钩”,恰逢全球资产管理机构疯狂寻求避险资产的关键时刻,使得中国国债成为了一种极佳的投资组合分散工具。
这种韧性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让中国经济免受能源驱动型通胀周期冲击的结构性因素。
极低的国内通胀:在这场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为1.3%,远低于官方2%的通胀目标 。在国内几乎不存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没有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这与美联储或英国央行的处境截然不同。
除了市场驱动的因素外,政策层面的结构性推动也强化了这次资金流入。2026年2月,中国监管层曾建议各金融机构控制美国国债的持有量,理由是面临集中度风险和市场波动性 。虽然该指令不适用于国家官方持有的美债,但它释放出一个清晰的、更广泛的战略转向信号。
实际上,中国官方的美债持仓已经在此之前快速下降:
其中一项重大阻力在于美元-人民币套利交易的瓦解。此前,一种将美元掉期为人民币、用以购买中国同业存单(NCD)的流行策略,其总回报率已萎缩至4%左右,这是自2023年初以来,其收益率溢价首次低于美国短期国库券 。随着这一结构性激励的消失,驱动外资对中国短期债券需求的核心引擎之一已经熄火。
最后,悬在中国资产头上的地缘政治风险——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以及周期性的监管整顿——仍然是阻碍外资长期稳定参与的重要因素。
就目前而言,5月的逆转主要被视作一场在全球债市遭遇十年一遇的大崩盘时,由恐慌驱动的投资组合再平衡。未来,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将取决于伊朗冲突的走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路径,以及若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剧,中国是否能保持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Comments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