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采取绝对意义上的固定立场,”松科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表示,这标志着他对自己曾断然拒绝的债务谈判,开启了有条件的开放态度 。这一反转并非全盘投降,而是一种经过重新校准的立场——它附加了明确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如今将塑造达喀尔正在进行的紧急谈判。
这场危机的根源可追溯到2024年9月,当时松科在其中担任总理的塞内加尔新政府宣布,发现了前任总统马基·萨勒(Macky Sall)政府留下的债务数据违规行为 。松科指责前政府欺骗合作伙伴、操纵统计数据 。IMF的反应十分迅速,冻结了于2023年6月达成的价值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亿元)的信贷安排 。
到了2025年2月,隐瞒的规模变得清晰起来。塞内加尔审计法院发现,2019年至2023年间,该国每年的赤字都被低估了占GDP的5.6%,这使得2023年底的债务占GDP比例从74%飙升至99.7%——这意味着大约有70亿美元的隐形借款 。此后,其债务负担已超过GDP的130% 。
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2026年初,松科都将自己锚定在一个毫不含糊的立场上:绝不重组。
2025年11月,他在达喀尔的一次党派集会上称IMF提出的债务重组是“一种耻辱”,宣称政府将拒绝任何债务修订方案 。他将这种抵制视作维护金融主权和市场准入的问题 。同月,IMF承认塞内加尔拥有决定其自身债务操作方式的“主权权利”——这默认了松科的言辞 。
到2026年1月,松科进一步升级了论调。在与毛里塔尼亚总理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塞内加尔根本不需要重组计划,坚称尽管财政压力不断加大,该国的债务仍是“可持续的” 。这一立场让他与总统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Bassirou Diomaye Faye)越来越不合,后者主张与IMF进行更直接的接触 。
这对曾携手登上权力巅峰的政治伙伴关系,最终在2026年5月破裂。总统法耶解除了松科的总理职务,两人在债务危机应对方式上的分歧,被认为是关键导火索 。
这次解职不仅是一次内阁改组,更是塞内加尔谈判姿态的结构性转变——它将政府内部最强烈的反重组声音,从行政谈判桌上移除了 。
但松科并未从舞台上消失。他随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这一角色虽然使他脱离了直接谈判,却也给了他一个强大的平台——任何IMF协议最终都需要通过国民议会的立法审批,而他可以对此施加影响 。
2026年6月15日——就在IMF代表团团长维拉·马丁(Vera Martin)计划抵达达喀尔的前几天 ——松科进行了他离开政府后的首次重要采访。其论调与去年11月的激烈言辞判若两人。
他承认,国民议会将根据一项新的检验标准来评估债务解决方案(包括可能的重组)。“我们不想要一场野蛮的重组,”松科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我一直反对它,是因为那时条件并不具备” 。
从他的这次采访及更广泛的公开立场中,可以提炼出IMF谈判的两大条件:
**1. “经济转型”测试。**任何债务解决方案——无论是重组、再融资还是其他形式——都必须根据其是否有助于推进塞内加尔更广泛的经济转型议程来评判。松科已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转而采纳了这一务实的基准 。
**2. 决策的主权性。**松科一直坚持,只有塞内加尔自己才能决定其债务道路。IMF在2025年11月曾声明,债务操作的性质“最终是一个主权选择”,这为这一条件增添了分量,并可能为双方提供空间,达成一个彼此都能宣称胜利的谈判结果 。
几股力量的汇集促成了松科的转变。财政数学变得无法回避:债务超过GDP的130%,债券市场接近历史低位,IMF项目已冻结超过一年半 。
政治版图也已被重塑:松科被免去总理职务,剥离了他曾经让不妥协立场变得如此关键的行政责任;而他新获得的议长职位,则提供了另一种杠杆——从封锁协议的能力,转变为塑造协议的能力。
至关重要的是,IMF的谈判本身正进入决定性阶段。代表团团长维拉·马丁按计划将于2026年6月中旬在达喀尔进行为期数天的技术讨论 ,而松科的采访时机正好选在这次访问前夕 。
这一信息转变表明,即便是塞内加尔执政联盟内部最强烈的反对声音,如今也正在为一项按自身条件达成的、结构化的IMF协议铺平政治道路。对于国际投资者和塞内加尔民众来说,问题已不再是塞内加尔是否会与IMF接触,而是国民议会最终将对任何从紧急会谈中产生的协议,施加怎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