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立场与法国政府的长期诉求遥相呼应。法国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库尔此前曾呼吁欧洲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本地化成分要求,反映出巴黎方面长期以来的担忧: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正同时威胁着法国汽车制造商及其庞大的供应商基础 。
普罗沃斯特的紧迫感背后,是来自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CLEPA)的最新数据支撑。根据CLEPA的最新评估,2021年至2026年间,欧盟汽车供应商的投资额几乎原地踏步,在工厂、机械和技术上的年支出基本上纹丝未动 。
根据CLEPA分析中引用的牛津经济研究院数据,这种投资差距并非短期波动,而是代表了两大地区间产业雄心出现结构性脱钩 。受到盈利能力疲软和产能下滑的双重挤压,欧洲的供应商们正在节节败退,而中国制造商则正加速向欧洲市场进军
。
欧盟委员会并非按兵不动。多项政策轨道正在并行推进,但其策略和野心却各不相同。
最立竿见影的转变发生在2026年1月,中欧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对出口至欧洲的中国产电动汽车设定 “价格底线” ,从而有效规避了惩罚性关税的升级危机。根据该协议,欧盟发布了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商的“价格承诺”通用指南,一些分析师预测,中国对欧洲的电动汽车出口在随后的两年内将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 。
而在幕后,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仍在继续,但委员会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自身做法框定为 “去风险,而非脱钩” 。这种政治上的区分至关重要:布鲁塞尔希望在不断绝经济联系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单一国家的战略性依赖。
更具雄心也更具争议的是两项正在酝酿中的新提案。
第一项是2026年3月提出的 《欧盟工业加速法案》,该法案将对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技术和关键矿产等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者施加新的限制。该法案要求在多个行业的公共采购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欧盟制造成分,并且规定,如果投资者的母国控制了全球超过40%的制造产能,那么超过1亿欧元的外国投资就需要获得预先批准——目前,在所有这四个领域,这个门槛只适用于中国 。
第二项是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2026年6月初承诺的一种 “新型供应链多元化工具” 。根据草案提案,欧洲企业或将被要求从至少三家不同的供应商处采购关键零部件,单一供应商的采购上限被设定在30%至40%之间,且明确限制多家供应商不得来自同一个国家。其目标就是削弱在关键材料和零部件上对中国的单国依赖 。
中方的回应迅速且尖锐。2026年6月11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详尽的评论文章,警告欧盟的“去风险”做法有可能反噬欧洲自身的竞争力和长期经济增长。这篇评论将拟议中的《工业加速法案》称为歧视性政策,认为它将“扭曲欧盟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并违反基本市场经济原则 。
“任何旨在对华‘去风险’的重大举措都将使欧洲付出巨大代价,损害欧洲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新华社评论称,并发出明确警告:如果欧盟执意实施经贸限制,“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新华社的措辞虽然保持着外交辞令,但明确传递出北京的日益不满,认为这是一场以经济安全为幌子、由欧盟主导的、旨在遏制中国产业扩张的协同行动。评论指出,近期部分欧盟委员将贸易关系描述为“不可持续”的表态,给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而当下全球充满不确定性,迫切需要中欧关系的平稳运行 。
大环境让新华社的警告愈发有分量。2026年伊始,仅在第一个季度,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创纪录的830亿美元,激增的电动汽车出口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洲的“绿地投资”——即直接建厂而非收购——现已占其对欧直接投资的78%,且高度集中在汽车和电池领域
。
普罗沃斯特在布鲁塞尔的发声,恰逢一个微妙的时刻。欧盟正试图在保护其汽车产业根基与避免对华全面贸易战之间穿针引线。电动汽车的价格底线协议虽然暂时争取到了一些时间,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欧洲供应商的投资荒与中国制造商凌厉的成本和速度攻势——仍未解决。
对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普罗沃斯特提出的问题现在是避无可避了:如果欧盟想要保住其汽车供应链,它是否应该强制要求中国汽车制造商购买欧洲的零部件,而不仅仅是租赁欧洲的工厂空间?而一旦布鲁塞尔真的动手,除了口头上的警告,北京又将如何接招?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塑造欧洲汽车工业的未来,更将左右未来十年中欧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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