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署(IEA)将此事件定性为“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的供应中断”,其影响超过了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总和 。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飙升至每桶109美元以上,随后回落至93美元附近
。然而,油价上涨的收益伊拉克已无福消受,因为它几乎“无油可卖”。
面对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巴格达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印钱。2026年6月7日,伊拉克外长福阿德·侯赛因公开证实,伊拉克已加印了25万亿伊拉克第纳尔(约合163亿美元)以应对资金短缺 。他警告说,货币供应量已从100万亿第纳尔飙升至125万亿第纳尔,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下个月公共部门的工资都可能无法支付。
“我们不能通过印钱来解决问题,因为这只会加剧已经上升的通胀,”侯赛因坦言 。伊拉克央行随后公开否认在为工资印钞,将其操作描述为“贴现国库券”——一种为政府债务提供临时流动性的标准机制
。然而,侯赛因坦率的承认和经济学家的警告都表明,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在没有相应资产背书的情况下创造新货币
。
除了印钞,伊拉克政府还启动了多套紧急财政方案以求续命:
随着南部巴士拉的出海口被切断,伊拉克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管道争夺战”,试图通过陆路走廊将原油运往市场。
最直接的救生索是重新启用的基尔库克-杰伊汉管道,这条管道穿过库尔德斯坦地区,通往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杰伊汉港。这条路线最初每日能运送约20至25万桶原油 。伊拉克内阁随后批准了一项计划,希望在两个半月内将出货量提升两倍以上,达到每日77万桶
。然而,由于巴格达、埃尔比勒和安卡拉之间旷日持久的法律与财务纠纷,截至5月初,通过该路线的实际出口量仅有约20至22万桶
。
在一个务实的操作下,伊拉克与叙利亚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油罐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巴尼亚斯港。伊拉克于2026年4月初开始了这种“卡车运输”模式,叙利亚官员承诺提供安全过境保障并协助后续出口 。尽管运输总量未被公开,但这与战前庞大的出口能力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伊拉克正在规划一个更持久的方案:巴士拉-哈迪塞管道。政府已批准该项目,预计耗资46亿美元,设计运力高达每日225万桶 。该管道旨在将南部油田的原油直接输送到北部出口路线,完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但这远水解不了近渴,项目仍需数年才能完工。此外,伊拉克还在探索建设一条通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的新管道
。
这场危机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揭示了伊拉克经济的脆弱性。石油收入支撑着约90%的政府开支——这一巨大的依赖性,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多年来反复警告的风险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在2026年指出,伊拉克需要“采取具体步骤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更快、更有效地实施已规划的治理、商业环境和金融部门改革”
。
伊拉克外长福阿德·侯赛因发出了严厉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国家将面临一场“财政灾难”,即便采取紧急措施,政府的发薪能力也只能以月为单位计算 。这场危机甚至与电力部门交织在了一起——失去伊朗的天然气供应,预示着夏季用电高峰前的大规模停电噩梦
。
伊拉克疯狂寻找新出口路线、开启印钞机,并最终开始正视多元化收入的挣扎,描绘了一个国家在拼尽全力,防止其经济在一场它并未发动的战争的重压下彻底垮塌——这也是对一个长达数十年未建成的“后石油”经济基础,最沉痛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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