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底,欧盟打破了持续数月的僵局,在5月28日至29日实施了两项平行的制裁措施:一项首次针对哈马斯的政治领导层,另一项则将“极端主义”以色列定居者实体及个人列入黑名单,指控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严重且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一揽子决定背后,是成员国无法就向以色列施加更强经济压力达成共识后所达成的一种妥协 。
5月28日,欧盟理事会扩大了其针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现有制裁框架,首次明确将“宣扬、辩护和为其辩护暴力行为”的哈马斯政治领导层成员纳入其中 。欧盟对10名个人实施了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并禁止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往来
。
受制裁名单中包括了该组织最知名的政治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哈利勒·哈亚、穆萨·阿布·马尔祖克、胡萨姆·巴德兰和法蒂·哈马德等人 。欧盟解释称,作为高级决策者,政治局成员“知晓哈马斯暴力行为的策划、准备和执行过程”,并积极为此类暴力辩护
。
同样在5月28日,欧盟依据其全球人权制裁机制,针对四个实体和三名个人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原因是他们在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严重且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 。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主要包括:
这两项制裁得以通过,源于2026年5月11日欧盟外长会议达成的一项政治协议。此前,由于匈牙利前政府的阻挠,相关议程长期停滞 。随着布达佩斯政权更迭,欧盟的一致性原则得以满足,为制裁扫清了障碍
。
推动该决定的因素包括创纪录的定居者暴力事件(2026年已有11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被定居者杀害,高于2025年的9人),以及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引发的巨大公众压力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娅·卡拉斯将这一系列举措描述为一种平衡的回应,称欧盟“刚刚同意制裁对巴勒斯坦人施暴的以色列定居者”,同时也制裁了“哈马斯的高级恐怖分子”
。
然而,这种同步推出的时机也反映了一种外交权衡。通过同时制裁双方,欧盟试图避免被指责偏袒任何一方,并以此换取通过决议所需的全票。
5月通过的制裁方案其实是一个范围更窄的选项。欧盟外交官未能就一些成员国推动的更为严厉的经济措施达成共识,这些已被搁置的方案包括 :
爱尔兰、西班牙和比利时等成员国一直倡导采取此类措施,但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对。暂停联系国协定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使得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施压都难以落地 。这些被搁置的提案本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此前的一项估算,部分暂停贸易协议可能对约37%的以色列对欧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预计每年给以色列企业造成高达10亿欧元的损失
。
哈马斯于5月30日发表正式声明,谴责欧盟的决定“不公且完全迎合以色列的叙事” 。该组织指责欧盟奉行“双重标准”且“完全持有偏见”,认为欧盟在一个“极具偏见”的政策下,一边惩罚巴勒斯坦的政治领导人,一边对以色列在加沙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视而不见”
。
另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猛烈抨击欧盟“在以色列公民和哈马斯恐怖分子之间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对称”,并称欧盟“暴露了其道德沦丧”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则称这种比较是“一种完全扭曲的道德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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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8 29日,欧盟在匈牙利解除否决权后,通过双轨制裁方案:首次将包括哈立德·马沙尔、哈利勒·哈亚在内的10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黑名单,并对四个“极端”以色列定居者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1][6][17]。
2026年5月28 29日,欧盟在匈牙利解除否决权后,通过双轨制裁方案:首次将包括哈立德·马沙尔、哈利勒·哈亚在内的10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黑名单,并对四个“极端”以色列定居者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1][6][17]。 受制裁的定居者组织包括纳卡拉定居运动及其负责人丹妮拉·韦斯、雷加维姆组织和阿马纳合作社,欧盟指控他们“鼓励和助长导致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胁迫行为” [21][24]。
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欧盟此举“不公且完全迎合以色列叙事”,指责布鲁塞尔玩弄“双重标准”;同时,欧盟外长未能就暂停《欧盟 以色列联系国协定》或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等更强硬经济措施达成一致 [4][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