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高等法院如何填补印度的深伪法律空白

当一批AI生成的深度伪造视频近期席卷印度各大社交平台，利用板球传奇人物苏尼尔·加瓦斯卡（Sunil Gavaskar）和多位宝莱坞明星的身份发布未经授权的虚假代言时，它不仅威胁到了名人的银行账户，更暴露了印度法律的一个巨大漏洞：目前没有任何成文法专门定义、禁止或惩罚深度伪造的制造和传播 。

在这一立法真空地带，德里高等法院选择了强势介入，通过密集发布一系列中间临时禁令，迅速构建起一套由法官创制的人格权判例法体系 。

缺失的法律拼图

现有的法律架构分散在2000年《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2023年《印度司法法典》（Bharatiya Nyaya Sanhita，简称BNS）以及《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DPDP Act）之中，它们的设计初衷并非为了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 。以下几个关键缺陷已经不容忽视。

首先，印度没有成文法规定的人格权或形象权。与那些早已将形象权写入法典的司法管辖区不同，印度名人长期以来不得不依赖《商标法》下的“假冒之诉”或侵权法来维权，但这套工具在面对AI生成的人格操控时显得格格不入。法院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将此类保护植根于宪法第21条（即“基本尊严权”） 。

其次，《信息技术法》中的网络犯罪条款在结构上存在不足。第66C条（身份盗窃）和第66D条（冒充他人）属于以“意图”为导向的罪名。当匿名的行为者通过海外服务器部署复杂的深度伪造模型时，要证明某个具体个人的“犯罪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分析人士将此描述为一个“致命的执法漏洞” 。

第三，平台中介的责任依然模糊不清。2021年的《信息技术（中介准则与数字媒体伦理规范）规则》最初并未要求平台主动检测或标记AI生成的媒体内容。2025年10月提出的修正案引入了“合成生成信息”的概念，并将平台的安全港保护资格与其是否遵守检测和标记义务挂钩，但批评者指出，这些规则在纸上看起来很强硬，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执行 。

德里高等法院的应对之道

德里高等法院并没有等待议会通过一部全面的深度伪造法，而是已经成为名人寻求紧急救济的首选论坛。其处理模式呈现出一种连贯而强势的特点：迅速授予单方面（ex parte，即仅听取一方陈述即作出裁定）中间禁令，要求平台在72小时内下架侵权内容，并指示中介将该等法院命令视作IT规则下的正式投诉进行处理 。

加瓦斯卡案：将人格权引入体育界

2025年12月，苏尼尔·加瓦斯卡成功获得一项禁令，使他成为印度第一位获得法院认可人格权保护的运动员。该裁定禁止任何人在未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他的姓名、形象、声音或肖像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包括AI生成的内容和深度伪造 。法院还指示包括X、Facebook和Instagram在内的主要平台，将他的申诉视作《IT规则》第3条第2款下的正式投诉处理，并在7天内解决问题，这一时限远快于标准的下架流程 。

宝莱坞的法律防线

巴克强家族（Bachchan family）拿到了一些最早且范围最广的禁令。在艾西瓦娅·雷·巴克强（Aishwarya Rai Bachchan）于2025年9月提起的诉讼中，法院发布了单方面禁令，明确禁止“通过人工智能或深伪技术手段”使用她的姓名、肖像、声音或形象，要求侵权内容在72小时内删除，并在7天内披露平台运营者的身份 。阿米塔布·巴克强（Amitabh Bachchan）和阿布舍克·巴克强（Abhishek Bachchan）也获得了同样广泛的保护，法官们始终将裁定的依据锚定在宪法尊严权上，而非传统的知识产权 。

2026年的诉讼浪潮

到了2026年初，起初零星的个案已演变为一股诉讼浪潮。

• 维韦克·奥贝罗伊（Vivek Oberoi）案（2月）：法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对虚假个人资料、换脸内容和深度伪造发布广泛的禁令救济 。
• 高塔姆·甘比尔（Gautam Gambhir）案（3月）：这位前板球运动员兼国会议员提起了民事诉讼，寻求全面的人格权保护，并就AI生成的深伪视频和未经授权的商业利用索赔25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18万元） 。
• 阿尔琼·卡普尔（Arjun Kapoor）案（5月）：法官图沙拉·拉奥·格德拉（Justice Tushar Rao Gedela）通过了中间禁令，专门针对AI生成的深伪视频（其中部分包含性显露内容），并指示Google和Meta删除侵权内容并披露订阅者信息 。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目前的局面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司法机构正在通过逐案发布中间禁令的方式来填补立法真空，但这些终究只是临时补救措施，依赖的是名人自身拥有提起诉讼的资源。印度至今没有对深伪的成文法定义，没有人格权的法典化规定，也没有明确的刑事途径来追诉那些跨司法管辖区运作的匿名制作者 。

2025年10月提出的《IT规则》修正案代表了政府对监管框架的首次尝试，它正式引入了对“合成生成信息”的承认，要求进行明显的可见标识（至少占媒体画面的10%），并规定平台有义务部署检测技术。然而，法律学者和执业律师指出，这些规定过于模糊，要求追溯信息来源在技术上极为困难，而依赖安全港条件来强制合规可能最终只是一种软弱的执行机制 。

在法律学术界，一种日益增长的共识认为，印度需要一部专门的深伪成文法——或者至少对《信息技术法》和《司法法典》进行全面的修订——将未经同意的深伪制作入罪，强制要求取得同意和信息披露，施加明确的平台责任，并要求采取包括数字水印和AI检测工具在内的技术保障措施 。

在此之前，德里高等法院依然是印度名人对抗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AI变成“推销员”的最强大武器——尽管这个武器用起来略显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