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这类会合已经在洛杉矶、布鲁塞尔和巴黎举行,下一场计划在伦敦举行,参加对象涉及英国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Great Britain)相关人员;伦敦会合的主题据称是“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
另据报道,这一行动由北约的公共外交部门协调,目的在于与电影和电视行业建立联系。还有报道提到,《卫报》看到的一封北约邮件称,之前的会合已经激发参与者启动“三个不同项目”。
争议首先来自透明度。如果会谈不公开,外界就很难知道北约提供了哪些材料、给了怎样的背景说明,是否提出了倾向性建议,以及这些内容后来有没有进入剧本和影像叙事。
因此,批评者担心这不只是普通的安全形势介绍,而可能是对电影和电视剧内容施加影响。报道也称,一些参与者把这类行动看作试图影响影视内容,甚至是一种宣传。
如果安全机构向记者或智库专家做背景说明,公众通常会把它放在新闻、政策或研究语境中理解。但影视创作者的影响方式不同:一部剧或一部电影可以通过主角选择、反派设定、危机叙事和情绪铺垫,潜移默化地塑造观众对现实世界的感受。
这正是批评者敏感的地方。即便北约没有直接要求改剧本,只要它向创作者持续传递某种安全叙事,就可能被理解为希望更多影视作品呈现对北约有利的世界观。报道中也提到,一些受邀者反感自己似乎被要求为北约“贡献宣传”。
真正加重疑虑的,是北约邮件中所谓“已经激发三个不同项目”的说法。
如果会合只是普通吹风会,和具体创作项目的关系本应比较松散。但一旦被描述为已经推动项目出现,外界就会追问:这些项目是否与北约提供的信息、视角或叙事方向有关?创作者是否仍完全独立?观众将来是否知道作品背后曾有这种接触?
据报道,编剧 Alan O’Gorman 对《卫报》表示,把这种机会包装成积极事项是“tone-deaf and crazy”,大意是“不知轻重、很疯狂”。
这次闭门会合可以被解释为行业沟通,但它也处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安全机构越来越重视大众文化中的叙事力量。
例如,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 2024 年推出过“Hollywood Goes to NATO: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Alliance”活动,说明其曾邀请好莱坞编剧思考北约未来的“故事”应该如何讲述。这并不能直接证明本次闭门会合的具体内容,但它显示出一个趋势:安全政策圈确实关注电影、电视等大众叙事如何影响公众理解。
在这个背景下,批评者更容易把北约与影视创作者的接触,看作一种战略传播,而不只是礼节性的背景介绍。
需要区分的是:“引发宣传争议”和“已经证明存在宣传作品”不是一回事。
目前报道能够支持的事实主要是:北约与影视行业人士举行闭门会谈;会合据称已在洛杉矶、布鲁塞尔和巴黎进行,伦敦还计划举行相关会合;北约邮件被报道提到会合促成或激发了“三个不同项目”。
但在现有材料范围内,还不能确认北约直接改写了某个剧本、提供资金并要求特定描写,或强迫已完成作品加入具体宣传内容。
所以,更稳妥的判断是:这场争议并不是已经坐实“北约拍了宣传片”,而是闭门性、军事同盟身份、以及影视项目可能受到影响这三点叠加,使“这是不是宣传”的质疑变得合理且强烈。
判断这类接触是否越界,重点不只是北约有没有和创作者见面,而是几个更具体的问题:
归根到底,批评的核心不是“军事同盟绝不能与文化行业交流”,而是:如果这种交流发生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并最终影响电影和电视剧如何讲述战争、安全与国际政治,那么娱乐作品就可能变成隐形的价值引导工具。这也是北约与影视创作者闭门会合被批为“宣传”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