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即时效果往往很诱人:完成速度更快,语言更流畅,表面错误更少。但一份 polished 的作业可能掩盖了薄弱的学习成果。学生未必因此获得足够牢固的思维模型,去完成以下事情:
这正是教育工作者所说的**“有效挣扎”**:回忆、尝试、犯错、接受反馈,再进行修改。困难并不总是低效的阻碍;很多时候,它正是推理能力和长期记忆形成的过程。把所有难题都交给AI,可能让任务变得轻松,却也可能删掉了学习真正发生的部分。
现有证据足以支持谨慎态度,但还不能简单得出“AI总会削弱批判性思维”的结论。
另一项涵盖89项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生成式AI的认知影响并不统一,而是取决于使用方式和教学情境。该综述中,40.4%的研究记录了积极结果,23.6%的研究则发现效果复杂、混合或有条件。研究报告的主要风险包括过度依赖、分析自主性下降和认知卸载。
其他研究综述也得出了相近的谨慎结论:如果通用型AI绕过学生掌握技能所需的思考过程,分析、推理和创造力等高阶能力可能受到影响。因此,研究建议学生先建立基础知识,再接受AI素养教育,并以循序渐进、有明确支架的方式引入工具。
当AI充当学习支架、反馈伙伴,或帮助学生检验和挑战自己的推理时,它更可能促进学习;当AI替代了基础性的理解、解读和分析时,它更可能削弱学习。
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任务表现与持久学习之间的差距。学生可能更高效地完成作业,却没有获得这项作业原本要培养的知识、判断力和独立推理能力。
ChatGPT于2022年公开发布后,全球许多教育机构的第一反应集中在作弊、抄袭和AI检测上。新加坡大学目前呈现出更细化的做法:在部分课程作业中,AI可以被允许使用,但具体规则仍由课程和教师决定;学生必须对提交内容的准确性、学术诚信和引用负责。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指导意见要求学生披露AI使用情况,与教师确认课程规则,并对作品的质量和完整性负责。 NUS的相关政策还明确指出,直接提交AI生成内容,或将AI生成内容改写后不作说明地当成自己的成果,都可能构成不当抄袭。
AI检测工具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南洋理工大学(NTU)表示,将从2027年起停止使用校级AI检测器,理由是相关技术不够可靠,缺乏足以证明学术不端的实证有效性。学校计划转而关注学生的创作过程,包括使用统一格式披露AI使用情况。
这意味着评估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与其仅凭最终文本猜测作者是谁,教师不如让学生如何得出结论的过程变得可见,例如:
目标不是打造一份“AI绝对无法参与”的作业,而是确保评估真正看见正在被培养的学习能力。
对学生而言,一条实用原则是:在自己的思考之后、思考过程中,或用AI来挑战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用AI代替思考。
学校和大学可以为每项作业明确AI权限等级:
一个更有利于学习的流程可以是:先独立完成初稿,再接受有指导的AI反馈,随后由学生独立修改,最后反思AI哪些地方正确、遗漏或错误。
教师还需要把“会写提示词”和“真正理解知识”区分开来。复杂的提示词并不能证明学生掌握了学科内容;相反,如果学生能够有理有据地拒绝一个看似合理的AI答案,这往往是更强的学习证据。
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新加坡教育部的立场是:AI使用必须有益于学习和发展,具有明确目的,并且符合年龄和发展阶段要求,安全且负责任。 近期报道还提到,教育部开发的工具将从小学四年级起在教师监督下分阶段引入,同时加强教师AI培训。
因此,儿童需要的是有指导的课堂使用和成年人支持,而不是无限制的私人访问。
但设备使用机会相同,并不意味着学生具备同等的批判性使用能力。家庭拥有更多时间、信心或教育经验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获得帮助:如何质疑一个回答、核查一个来源,或判断一段解释是否只是表面流畅。若学校不明确教授这些方法,差异就可能演变为新的教育不平等。
学校可以把原本隐藏在家庭环境中的“专家行为”变成课堂上人人都能学习的能力:
真正的考验在于:AI究竟是在扩大学生的思考能力,还是悄悄取代培养思考所必需的训练。
因此,新加坡最有说服力的模式不是“到处使用AI”,也不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使用AI”,而是结构化使用,同时为不借助工具的努力保留明确、受保护的时间。
学生最终需要具备的不只是与AI协作的效率,还包括发现AI出错的能力、判断何时不应使用AI的能力,以及在工具不可用时仍能独立进行可靠推理的能力。这正是“与AI一起学习”和“把学习外包给AI”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