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圈存”(ring-fencing),是指一国监管机构要求银行集团旗下的本地子公司必须在当地保留一定资本或高流动性资产,而不能由整个集团统一调配。
这种做法可以保护东道国的储户和本地金融体系,但也可能导致同一银行集团在一个国家资金过剩、另一个国家却需要融资时,资金仍无法自由流动。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适当放松相关限制,欧盟内部或可释放约2300亿欧元流动资产,用于更有效率的配置,同时继续保护当地经济和金融稳定。
委员会还计划重新审视欧盟对《巴塞尔协议III》部分内容的落实方式,包括“资本底线”(output floor)。这项规则限制银行内部风险模型把风险加权资产、进而把资本要求压低到何种程度,相对于标准化方法设定了一个最低水平。委员会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审查或改革,而不是明确承诺彻底废除。
减少纸面工作和重复填报,理论上可以降低银行运营成本。但改革是否真正有效,取决于新制度能否实质性简化信息报送,而不是把旧系统换成另一套同样重叠的系统。
方案还提出推迟实施《交易账簿基本审查》(Fundamental Review of the Trading Book,简称FRTB)这一巴塞尔市场风险框架,以避免在其他主要司法辖区重新考虑相关规则时,欧洲先行承担更高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总体而言,这些措施旨在清理欧盟特有的重复监管和内部壁垒,并不等于全面暂停审慎监管。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已提出更广泛的银行资本规则现代化方案。方案涉及调整风险权重、简化《巴塞尔协议》部分框架、修改杠杆率要求,并重新校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美国监管机构表示,改革意在让资本水平更准确地反映风险,同时维持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与美国方案相关的行业测算包括:全行业一级普通股资本(CET1)可能获得877亿美元缓解,并形成约2.5万亿美元的额外资产承载能力。 但这些数字是基于模型的潜在空间,并不是监管机构直接向银行发放的资金,也不意味着银行一定会把释放的资本转化为新增贷款。最终结果仍取决于规则文本以及银行如何使用这部分能力。
这组对比对欧洲银行高管具有很强的政治说服力:美国银行本来就拥有更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更大的经营规模。如果美国银行的资本约束进一步放松,而欧洲银行仍受各国壁垒和繁重流程影响,欧洲银行担心自己会在贷款、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战略产业融资方面继续落后。
不过,潜在资本释放并不等于确定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证明更低的资本要求天然安全。它反映的是理论上的资产承载能力,而不是必然出现的新增信贷或投资结果。
真正的担忧在于:资本和流动性越自由流动,就越需要强有力的共同机构。各国监管部门必须相信,一旦银行倒闭,跨境监管、危机处置和存款人保护能够真正协同运作。若这种信任不足,各国可能不是取消本地保护,而是进一步保留甚至强化本地“圈存”。
曾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秘书长的尼尔·埃绍警告,如果放弃这项规则,将是“一场灾难”,也是“迈得过远的一步”。他的担忧是,若主要经济体选择性撤回国际社会已达成的安全标准,银行之间的竞争可能不再围绕风险计量质量展开,而会变成谁的监管标准更低。
如果美国、欧盟和其他主要司法辖区以不同方式执行巴塞尔标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表面数字就会更难比较。投资者和监管者也会更难判断,一家银行是真正更稳健,还是仅仅因为适用更宽松的假设和规则。
欧洲银行管理局则强调,现行欧盟框架提升了银行体系韧性、储户保护水平,并为成员国建立了一致的审慎监管底线。 因此,这场争论并不是简单的“监管”与“放松监管”二选一,而是要判断:删掉重复要求能否带来真实效率,还是会连同市场和储户仍然需要的保护一起削弱。
更可能出现的路径,是有针对性的改革,而不是全面复制美国做法。布鲁塞尔可以减少重复报告,限制成员国监管加码,取消不必要的杠杆率附加要求,并释放被困在跨境子公司中的集团流动性,同时保留可信的资本、杠杆率和流动性安全垫。
更困难的部分在于制度建设。跨境银行业务只有在资本能够自由流动时才更有效率,但这需要各国信任共同监管、危机处置和存款保护机制。如果这些基础仍不完整,成员国的“圈存”措施就很难真正消失。
因此,欧洲的竞争力问题确实存在,但追赶美国并不意味着必须照搬美国每一项监管回撤。7月方案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帮助欧洲银行扩大规模、支持经济增长,同时避免让跨大西洋监管竞争演变成一场“比谁的标准更低”的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