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与户籍改革，能否拯救中国3.01亿农民工——以及2035年的增长目标？

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即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其成败系于一个长期被低估的变量：3.01亿农民工的命运。

这些持有农村户籍却在城市务工的劳动者，占中国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 。他们绝大多数就业于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城市非正规服务业——恰是中国K型经济的下臂。他们能否转向更高生产率的正规就业，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率提升能否惠及他们的岗位，将决定中国的K型分化到2035年是收窄还是扩大。

农民工挑战的结构性算术

202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115亿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 。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为5075元（约739美元），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 。然而，户籍制度限制了他们对城市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住房——的获取，抑制了其消费和长期城市融入 。

生产率鸿沟触目惊心。农业仍雇佣着约22%的中国劳动力，却仅贡献约7%的GDP，意味着其生产率不到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即使将这部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重新配置到更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也将为总产出带来一次性的巨大提升。

星展银行的索洛增长模型预测，2025-2030年间GDP年均增速将放缓至约3.7%，2030-2035年约为3.0%，主要驱动力是AI和自动化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抵消作用 。普华永道指出，中国的2035年目标基于创纪录的财政支持框架，但增长势头已经放缓——从2024年的5.0%降至2025年预估的4.9%和2026年预期的4.4% 。要实现翻番目标，需要到2035年保持约4.7%的年均增速 。

K型分化是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是K型分化：AI和高科技制造业是蓬勃发展的上臂，而居民消费和传统部门是停滞不前的下臂 。花旗银行2026年中期的分析发现，中国的“AI超级周期”正在强化强势一方——提振生产、出口和高科技投资——而对家庭需求的好处仍然有限，且可能只是孤立的，而非广泛的 。

2025年8月政治局发布的“AI+”指令旨在加速AI在所有行业的应用，但初步实施严重偏向制造业和国家支持的研发，而非消费服务或农业 。2026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中，提及AI超过50次，并包含一项全面的“AI+行动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在劳动力短缺的行业试验用机器人替代人工 。

2035年农民工就业的三种情景

情景一：户籍改革+广泛AI扩散（高趋同）。 在此路径下，2026年5月出台的改善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获取的户籍改革将加速 。农民工更永久地迁入城市，其消费向城市平均水平看齐，AI工具扩展到零售、物流、酒店和精准农业——这些正是大多数农民工就业的领域。这将提高K型经济下半部分的生产率，拓宽税基，并产生维持约4.5%-5.0%增长所需的内需。中国很可能实现2035年翻番目标。

情景二：局部改革+AI集中于高科技（K型持续）。 户籍改革渐进推进；农民工仍处于临时状态，向农村汇款，消费低迷。AI部署仍集中在面向出口的先进制造业、半导体和能源——花旗、毕马威和中国贸促会所指的“上臂”部门 。农民工密集的服务业和农业生产率停滞。经济以3.5%-4.0%的年增速增长，K型持续或扩大，2035年翻番目标将明显落空。这可以说是当前的轨迹。

情景三：自动化替代而无再配置（分化）。 AI部署迅速自动化了农民工目前从事的常规制造和服务岗位，但户籍制度和技能错配阻止了他们向新部门再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上升——2025年农民工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达4.7% 。城乡劳动力再配置出现逆转。高科技领域的生产率提升与劳动参与率下降和总需求受抑制并存。增速降至3.5%以下，2035年目标变得遥不可及。

证据指向何种可能路径

最强有力的现有证据指向情景二为最可能的结果。多个来源将K型分化描述为中国当前经济的决定性结构特征，而非短期波动 。AI超级周期正在强化而非纠正这种失衡 。过去十年中，约有1.65亿农民工已在城市定居并获得永久居留权 ，但步伐是渐进的，让3.01亿人完全融入城市仍需多年。

可能改变结果的关键不确定性因素：

• 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 已经受地方债务困扰的城市政府——清华大学李稻葵认为这是经济的“真正拖累” ——必须承担向数百万新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成本。
• AI在服务业中的劳动替代与劳动互补效应。 如果AI主要自动化低技能任务，则替代效应占主导；如果它创造了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和平台服务（如中国数字经济所做的那样）中的新岗位，则互补效应占主导。
• 农业生产力现代化。 中国一直在投资“新质农业生产力量”——生物育种、精准农业和农业科技——该行业的产出在2021-2025年间以年均4.9%的速度增长 ，但仍远未达到弥合与高科技部门生产率差距所需的步伐。

结论

中国2035年GDP翻番的目标只有在3.01亿农民工能够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城市非正规工作转向更高生产率的正规就业——并且以城市居民的水平消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当前的K型模式，即AI驱动的收益主要流向高科技部门，而消费和农民工密集的服务业滞后，是对这一转型最严重的威胁。2025-2026年的户籍改革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决定性的变量在于中国的“AI+”战略是真正触及农民工实际工作的服务业和农业岗位，还是不过是以高科技产业政策为名的政策。现有证据表明，到2035年，K型分化更可能缓慢收窄而非完全弥合，这将使翻番目标面临显著但并非无法克服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