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法院进行的 OpenAI 庭审,表面上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与 OpenAI CEO 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之间的对簿公堂;更深一层看,它把 AI 行业一个棘手问题推到法庭中央:以非营利、公益和安全为名起步的机构,后来走向更商业化的结构时,早期承诺还算不算数。马斯克指控 OpenAI、奥尔特曼和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背弃了让 OpenAI 保持非营利的誓言;OpenAI 则称这起诉讼“毫无根据”。[8]
争点不是“能不能赚钱”,而是承诺是否仍有约束力
据 ABC/美联社报道,审前提交的证据显示,马斯克和奥尔特曼在 2015 年曾同意以更负责任、更安全的方式建立 AI。这段共同创业背景,也被视为两人关系后来从合作走向决裂的重要线索。[3]
理解这起案件,关键不在于把“非营利”简单理解成“不发生商业活动”。马斯克一方真正要证明的是:OpenAI 早期关于非营利、公共利益和不让私人利益凌驾于公益之上的表述,是否构成了他捐款和支持的具体基础。如果这些话只是愿景宣言,法律后果可能有限;但如果它们被认定为可依赖的承诺,OpenAI 后来的公司重组就会被放到另一套标准下审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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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第二天:火药味很浓,但核心仍是治理问题
CNBC 报道,这场庭审由联邦法官伊冯娜·冈萨雷斯·罗杰斯(Yvonne Gonzalez Rogers)主持,地点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也出现在庭审现场。[8]
马斯克在周三连续第二天作证。BBC 报道称,在 OpenAI 律师威廉·萨维特(William Savitt)盘问时,马斯克表现强硬,曾说对方的问题“并不简单”,看起来像是“设计来诱导”他的。[1]
《卫报》则报道,马斯克在第二日作证中重申奥尔特曼“偷走一间慈善机构”的指控,并称自己当年资助 OpenAI 是“傻瓜”。[7] 这些庭上交锋很容易成为新闻焦点,但案件真正牵动的是制度问题:非营利身份、创办承诺和后续商业化之间,是否存在可以被追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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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万美元捐赠为何被反复提起
Business Insider 报道,案件核心之一,是马斯克指称奥尔特曼和其他高管让他相信 OpenAI 会保持非营利,并以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为目标发展 AI,因此他向 OpenAI 捐出约3800万美元。[12]
这笔钱让案件不再只是两位科技人物之间的私人矛盾。它把问题推向慈善资金与信赖基础:如果捐赠人能够证明自己是基于明确的非营利承诺出资,那么法院就需要面对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这些承诺在后来的公司结构变化中是否仍然有效。[12]
救济请求也反映出这一焦点。CNBC 报道称,马斯克早前曾寻求个人最高1340亿美元赔偿,但目前要求把“所有不当所得”交给 OpenAI 的慈善实体。[8]
“不能两边都要”概括了马斯克的主张
据 NBC 报道,马斯克在第二天庭审中说 OpenAI“不能两边都要”。他的意思是,OpenAI 不能一方面享有非营利慈善机构带来的免费资金和正面光环,另一方面又让自己或私人持份者获得巨大利益。[5]
这句话浓缩了马斯克一方的逻辑:非营利身份不应只是品牌包装。如果一家机构靠公益使命获得资金、人才和公众信任,后来转向更商业化的架构时,早期支持者是否可以追究,正是这场庭审的核心问题之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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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 重组为什么放大争议
NBC 报道,OpenAI 在 10 月完成企业重组,从 capped-profit(利润上限)模式转向更传统的营利结构。[5] 这让马斯克的指控有了更现实的背景:争议不只是 2015 年的创办叙事,而是 OpenAI 今天的公司方向,是否仍应受到早期非营利和公益承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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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开报道尚未显示法院已就核心指控作出最终裁决。更准确地说,马斯克正在把 OpenAI 的企业重组与早期承诺连成同一条法律叙事;OpenAI 则继续否认这起诉讼有根据。[8]
为什么这案不只是科技巨头互撕
ABC/美联社报道称,马斯克和奥尔特曼的对立证词预计会揭示早期 AI 竞赛背后的一些思路,以及两人关系如何瓦解。[3]
因此,这场官司的公共意义不只在于谁胜诉。它真正让外界看到的是 AI 公司治理中的一条敏感边界:当一家公司以“安全”“公益”“造福人类”等使命获得支持后,面对急速膨胀的商业价值,这些使命语言是否仍有法律或治理后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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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三件事
- 早期非营利承诺是否足够具体。 马斯克一方需要把 OpenAI 的早期表述与可追究的承诺或义务连接起来;OpenAI 则称诉讼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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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万美元捐赠与承诺之间的关系。 马斯克称,他是基于 OpenAI 会保持非营利、为公共利益发展 AI 的承诺而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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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重组会被如何理解。 OpenAI 从 capped-profit 模式转向更传统营利结构,究竟会被视为正常公司演变,还是与早期承诺发生冲突,是案件的重要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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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这仍是双方主张,而不是法律定论。但庭审已经把 AI 公司治理中最难回避的问题变得具体:公益使命可以帮助一家机构起步;当商业价值迅速扩大时,那些曾经用来获得信任和资源的使命语言,是否还要继续算数,正是法院需要厘清的核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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